中国为什么不搞多党竞争？甚至一些党员干部都不知怎么回答

	7月1日晚，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24期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讲述了如何从历史传承和国际比较中读懂中国共产党，并提出了政治制度竞争的三条标准。 张维为：今天我们隆重庆祝党的98年诞辰，所以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共产党。 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这几年好像有个蛮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西方自己长期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 我记得一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的政治观察家还是认为中国要崩溃。我记得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当时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记不起来。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他们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中国就要崩溃。 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西方的学者、智库、媒体，坦率地说，还没有怎么做好准备。我另外还想补充一句，实际上我们国内一些被西方话语洗脑的学者和智库也没有做好准备，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误读中国由来已久，如果你们关心时政，一般知道西方主流媒体一旦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实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一个是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一个是中国什么时候要放弃一党制呢？等等等等。 我把这个叫做是懒汉做学问，懒汉做媒体，靠一个自己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忽悠全世界。不需要做任何调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了，你就是错误的。我称之为“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这种心态导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会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鹅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普遍感到越来越失望。 西方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基于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偏见。 随着中国崛起，整个外部世界都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这种愿望实际上越来越强。到欧洲也好，到俄罗斯也好，到非洲也好，甚至到美国，如果你举行一个讲座说，要谈谈中国共产党，我相信听众是趋之若鹜，当然你要讲得好，讲得人家能够听懂。 受西方话语的影响，确实有很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坦率地说，甚至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也读不懂，人家问他，中国为什么不换个党来做做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讲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是“党”，但这个“党”和西方政党的“党”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党这个词在英文中是叫party，在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s，词根都是part，部分。所以西方的政党理论简单来说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的，每个利益团体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所以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然后不同利益党通过竞选，搞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理论上，一个多元的社会，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通过票决制，先是分，然后走向合。如果有争议，最高法院裁决，大家一定要同意的，这是西方制度基本运作的方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呢？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之后，频频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旦这社会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甚至最高法院的裁决都没有任何用处。这样的问题，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在面临（分裂），美国现在就合不起来，一个特朗普把整个美国社会深深地分裂了，英国也是一样的，一个脱欧公投，把整个英国社会深深地分裂了。 英国脱欧僵局 与西方的这种“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我把它叫做“百国之和”。治理这样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历史上我们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 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出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政党，然后就是国家分裂，内战爆发，无数生灵涂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采用过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导致了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而且每个军阀后边还有不同的西方国家支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训。 我有时候跟欧洲朋友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区域文化差异，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现代经济，人民使用统一的语言，同时也还是有上千种的各种不同的方言。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这种对抗性的部分利益党模式，就会变得无法治理而解体。 我可以再做一个比较，假设今天欧盟的版图就是古罗马帝国延续至今的版图，那么欧盟的人口也只是中国的1/3。即使这样的规模，你都不敢采用这种所谓多党制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欧盟就要解体。即使不解体，欧盟就会是一个没有作用的组织，不能发挥真正实质性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抛弃。刚才这些论述是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对这种历史传统基因的一个解释。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还有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党章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建国党，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长达20多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牺牲了无数共产党人的生命，才换来了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使我想起台湾已故的知名作家李敖，他曾经嘲笑台湾岛上的台独分子，他说你们都是孬种，是一批没有信仰的人。他说，信仰就是为了事业，为了信仰，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李敖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他研究过国民党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办过的将近3万个案子。他这样说道，那些把牢底坐穿的，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横尸法场的，都是共产党人，或者是亲共人士。他说这么多的案子中，他没有发现台独分子。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自己民族的独立，付出巨大代价。我们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成功道路。我们当然拒绝，坚定地拒绝任何颜色革命的企图。我们也非常痛恨汉奸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施能力，大概都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西方人经常感叹说，我们的公司都有规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但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现在看来肯定是有规划好。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共识，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主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比方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繁琐的、最后很难执行的文件，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sell to the public），结果再换了一个总统特朗普以后就被全部推翻。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在组织制度方面，我们总体上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制度，它源于持续上千年的科举等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也源于中国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文化传统，同时融入不少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比方说民调，比方说选举、投票等等，所以我把中国选贤任能制度概括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安排。 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来看，大都经历过广泛的基层锻炼和各种岗位的历练，治理过超大规模的人口和超复杂的不同部门。他们都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很显然，我们的党的领导人总体素质明显地高于西方模式下产生的这种政党领导人。当然我们这个制度还在继续完善之中，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与西方单单的选举制度相比，我认为是明显胜出，而且前景看好。 过去30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看到了南斯拉夫崩溃，看到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褪色。然后留下来是什么？经济凋敝，政治混乱，社会分裂。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许多过去还比较和平繁荣的国家，被西方势力推入了族群互相杀戮的战场。我们也看到，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整体走衰这个大势，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的提高，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的步伐。我说这是一个超亮丽的成绩单，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成绩单，坦率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拿不出来，其他政党拿不出来。 现在我们经常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觉得英文中有个表述非常好，叫作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党建设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可能又会回到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确保党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认为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的。 第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也需要改革。但现在看来，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应该说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三条标准我觉得可以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范勇鹏（节目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张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关键词，叫“整体利益党”，我觉得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性。我大体上讲三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背后反映了两个传统，一个是马列主义传统，从德国、从苏联传入。第二个传统是中国传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产物。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没有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反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 第二点我想讲，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能够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的文明体，这个文明体即使没有外部空间的存在，也有足够的体量去支撑一套社会制度，一套社会体系的实践。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不断进行实践，进行建设来尝试。 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信仰+组织+制度”的结构。 首先讲信仰，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信仰，比如儒家讲究什么？讲究民生。中国古代还有天的信仰，天不是一个神，它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但是这样一个信仰，它是一个朴素的，前现代的信仰体系。共产主义带来了一个基于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解释的强大信仰体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组织，中国自古就没有普遍的党派传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强调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是它带来了负面效果，就是没有一个高效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给中国文明注入了非常强大的组织因素。 第三就是制度，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制度形式，包括官员的异地交流，干部的流动，其实翻翻史书，在秦代、汉代都已经有了。我们在追求革命理想的过程中，继承了中国文明里边的一些优秀制度因素。所以中国这种非常成熟的制度传统，被我们继承下来，在建立新中国这个制度结构的时候，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制度因素引出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政治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代表下层利益的革命者建立的政权或者组织，在掌握权力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权力，没有能力去解决治国理政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政治智慧。比如实事求是，我们可以审时度势地进行决策；我们会搞统一战线；在改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搞试点。 最后一句话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它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党，也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性的政治力量。它不完善，需要我们党不断地去自我革命，不断地去革新。但是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党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力量，同时中华民族给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世界上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