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你的新书自序中,你说,“我的全部的自由来自于这里,也可以说我的全部的生命也来自于这里。”这里的老河滩,在你的生命和写作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宋长征:老河滩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意象的存在。我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在乡间晃悠,在乡野上晃悠,和一只小虫、一个小动物的感觉没什么两样。我会觉得树是高大的,直入云天;我会觉得庄稼也是高大的,种着玉米、棉花、麦子的田野就像无边无际的密林,很容易会迷失在里面。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感官上的问题,相对于比自己高大的事物,一个孩子可能就是大地上飘荡的一粒尘埃。
这感觉到现在仍然存在,当我写下老河滩三个字的时候,背景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生长的地方,父亲辛苦劳顿的地方,祖先生存过的地方,就这样基因般浓缩在记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这样说的时候一点也不心虚,相比一些远行或者远离故土的人,我的感觉与乡愁不比他们少或稀薄一丝一毫。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出版了四本散文集,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写作历程?
宋长征:刚才和一位写作的朋友谈起,说起我的创作过程。我从来没把写作——自己的写作看成区别于常人的行为。有的人喜欢钓鱼,有的人喜欢闲暇时打打牌,有的人喜欢和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喝酒聊天,那么,我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和自己交谈、交流。只不过因为写作的时间长了,对自己的认知有所改变,在创作手法上所以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
截止到目前我完成的书稿大致有七种,包括已经出版的四本散文集,以及手头刚刚完成的另外几个系列。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系统的书写,像是惯性思维,又好像不如此不能更深入事物的纹理。其实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待乡土或乡村,都不是三篇两篇文字能解决的问题,就像野地上丛生的蔓草,扯起了这株会连带起更多。
初始的写作,更多是情感积蕴到某个节点,有了喷发的欲望。好像每个写作者都有过一个当作家的梦想;同样,我也有,不过是在后来的辗转漂泊中苦于生计,而暂时遗忘了这颗种子。时间是最好的土壤,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己也能通过书写来排遣心中的积郁,当我发现自己对语言的敏感也能排列成行,那么,我就开始认真对待,并开始了有可能漫长的书写。
十年,有的人可能从二十岁或者更小的年纪就已经开始,而我开始的时候已经三十几岁。每天在店里忙碌,偶尔农忙季节还会回到老家耕种留下来的几亩田地,写作的时间也便就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当我进入书写的状态时,真的发现写作能重返记忆,能给自己另外一个生命,或者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白天是现实的赤裸与奔忙,夜晚是梦飞翔的时刻。
记者:当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散文家很多,他们有的怀旧,有的激愤,有的惋惜,而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文章多以舒缓、克制来表达你对乡村的情感,你自己觉得呢?
宋长征:相对于更多的写作者,他们或许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多离开了土地,即使有机会也是走马观花回到曾经居住生活过的村庄。我不是这样的人,也无法感知他们更为确切的情感。更多时候,我既非愤懑者也非怀旧者,我每天看着街上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多就是我土生土长的乡邻,谁家的孩子在外打工出了事故,工地或企业赔付了多少钱——这时的人只是一个具体的数目,而背后是因此而垮塌的整个家庭。某位老人离家太久,以至于死后叮嘱要埋在老家的土地上,活着在外漂泊,死了就想在故土安魂。
看惯了,看久了,一些都会成为生活的常态,你会发现,生命的本质就是无法删改,你也无法逃脱在洪流之下的个体命运。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做了一只飞来飞去的候鸟,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飞回来和孩子老人团聚。这里面有更多无法探知的情感,被压抑,被遮蔽或篡改。
我要做的,仍然是记录并书写的工作。有可能你会在我的文字里看不到更多的矛盾、惊心动魄的章节,有可能我已经像他们那样融入了更为本真的生活,擦干眼泪重新上路。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
记者:你的职业其实是理发师,但时常又在你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庄稼成熟、收割的景象,可见农民的身份没有丢。现在又出了这是第四本书了。理发师、农民和作家,这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三种身份,却在你身上重叠融合。这三种身份会不会互相影响?日常的写作是什么样子的?
宋长征:曾经有朋友戏说, “不会写作的理发师不是一个好农民”,理发师才算是我的主业,我常说写作是在“不务正业”,想想也是,至少在最初是理发这门手艺为我提供了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有一个微妙的心理,就是店里越忙越累,反而更有写作的积极性——常常是做完了一天的事情,夜晚降临,接下来就是写作的时间。现在好了一些,或者说是成熟之后的写作让我更加从容,我会留出更多的时间给阅读,尤其今年大概半年的时间,书写几乎是停顿的,省下来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阅读、看电影上面。
因为写作,我几乎每天都会熬夜到很晚,即使不写,也会读书到很晚,多年来,几乎养成积习。有时也想,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像有些作家那样每天早起,运动,书写,只是想想还是作罢。因为起床之后就是一天的忙碌,有时还好些,遇到周六周日节假日,店里会很忙,一天下来一身疲累。这不是抱怨的问题,生活就是这样,想要继续写作,就需要养好精神。
时间长了,也不存在身份转换的问题,本来嘛,农民就该种地,适时管理收割;理发师就该对顾客负责,来时信任,去时清爽、满意。我不会在我理发的间隙让自己生出写作的念头,即使有,也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三言两语,以便到晚上的时候整理思绪。
记者:从你的作品和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比较坎坷,但这些所谓的苦难你几乎都没有提过,好像对生活毫无怨言,对生养自己的乡村仍旧是那么深情地眷恋着,就像张炜对你的评价——“大地的守望人”,为什么不去书写那些苦难呢?
宋长征:我前面说过,我可能是一个已经融入生活、融入乡土的人,我生命的符码已经刻上太多乡村的烙印,包括某些不算开阔的意识,包括某些看待事物的态度,甚至包括我未来面对现实的态度,已经难以从形式与内容上将我与乡村隔离开来。
过去的已然过去,那些坎坷的经历可能会在以后的书写中集中呈现。我做好了这种准备,而不像更为年轻的时候内心不解压抑甚至愤懑。也许这并不叫臣服,臣服是姿态与内心双重被经历所打压而被奴役的过程,我还在极力伸张,个体的伸张,融入乡土和更多同样命运的农人的集体伸张。我们需要更好的生活,而非尘屑般在世间飘来飘去,而找不到落地生根的土壤。
至于“大地的守望人”这样的称呼,谁又不是呢,每一个尊重内心、尊重活着的人一定有某种精神在支撑前行。努力是为了更好地活着,活着是为了让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加美好,没有伤害,没有欺凌,没有更多的怨怼。
曲靖日报记者 窦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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