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珩：历史没有假如，文物不能复建

	如果在今天要重建北京城，一个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就是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这本写于1922年的书，以精准的测量和诸多实地拍摄的照片，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北京遗存的城墙与城门的面貌。瑞典人喜仁龙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城墙城门的记载，勘测丈量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精细绘制了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 喜仁龙在史料中钩沉，一个个精准的数据，是他写作中尤为注意的。但是《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测绘数据书，而是充满了作者的观感，几十年后的我们再翻开这本书，就像是看向一颗将时间和历史凝固的水晶球，好像晃一晃，迷蒙的雾和雪花就能落下：“当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城市，城市就像冬日里灰蒙蒙的海洋被止住了向前翻滚的波涛；屋顶那上下起伏的有规律的节奏仍然依稀可辨，但运动停止了，整片海仿佛被符咒定住了……晨雾慢慢消散，幻景逐渐消逝——城墙上的士兵吹响了尖锐的号角，向街上匆忙瑟缩的人们宣告，民国十一年的又一个匆忙的日子的到来。” 从德胜门城楼门洞所见街景。 德门城楼及瓮城中等待火车通过的人群。 学者赵珩谈到，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语言都是很苦涩的，但是《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融入了作者的感情。他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感召，北京的晨曦、黄昏、各种建筑和景象，乃至物候的变化都在喜仁龙的脑中形成意象，并最终以一种包含深情的语言来描述，他是阶段性地融入到一种文化中。 喜仁龙以城墙与城门为观察和研究对象，他谈到：“我之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以及它们在建筑上所具有的装饰价值。这些城门中仍有一部分可视为北京的界标，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喜仁龙认为，墙垣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因此，像上海这样一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就不能称之为城，而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起来的居民区或巨大的港埠。同样，其他几个未筑城墙的新兴商埠，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能称之为城或城市。”喜仁龙在写到。 喜仁龙已于1966年过世，最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修订典藏本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也邀请了该书的译者宋惕冰、学者赵珩参加新书发布会，值此机会，澎湃新闻就该书与城墙、城市建设等相关内容对赵珩进行了专访。 北京的城墙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存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00多张照片。喜仁龙写到：“对于明代京城最终完成后的城墙长度，古籍中有不同的估计。些数字都不尽准确。城墙的实际总长度应为四十一里到四十二里之间，严格地说足41.26里成23.55 公里。城市平面亦非一般史料所言为规则的方形，而是 东、西墙比南、北墙短一大截，西北角被截断。” 喜仁龙将所有的城墙分段进行了测量，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我们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德胜门至西北角之间的城墙，呈连续且不规则的曲线，衔接处参差不齐。” “德胜门马道和城市台，重建于明晚期，使用薄砖。根据碑文记载，部分城门马道（约54米）修复于嘉靖七年。” “第87段 40米。建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工部监督萨。” “第92段 350米。十分平整的一段墙面；建于乾隆或嘉庆年间；砖文为‘辛巳年造’‘福金窑造’。” 这些记载详细拼凑着每一段城墙的面貌，几百段城墙有的历史久远，有的是新造，有的写着“出身”与“年龄”，更多的是憨朴而默默地挤在密密麻麻的同类中。无数的历史机缘造就它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基因，际会在喜仁龙看到并测量的那一刻，喜仁龙截取了历史的一个断面。 如今，这庞大的城墙大军早不复存在，赵珩介绍：“现在只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里保存了从北京站到东便门这一段城墙，而且就这一段中很多城砖还都是征集来的。当时用的城砖都是浆土灌浆，非常结实。很多城砖上面有碑记，写着建造的年代或者窑址、工匠的名称，有的有修复的时间等等。” 记者在德胜门的古钱币博物馆拍摄的刻着：明“万历四年德州营造”款的城砖。 齐化门（朝阳门）至东直门间的长马道。 内城北墙处的牧羊，彼时城墙依旧巍峨高大。 在叙述部分，喜仁龙则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他对当时虽然一些细部已开始颓败，但是大的宏伟的骨骼依旧巍然耸立的北京城墙城门的观感：“北京这座城市将五十万以上生命用围墙圈了起来，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全城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处，凡出入城市的生灵万物，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通道。由此出入的，不仅有大批车辆、行人和牲畜，还有人们的思想和欲望、希望和失意，以及象征死亡或崭新生活的丧礼或婚礼行列。在城门处，你可以感受到全城的脉搏，似乎全城的生命和意志通过这条狭道流动着——这种搏动，賦予北京这一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节奏。” 北京的城门 赵珩介绍到，中国老百姓盖房子没有设计图，有一些只有他们能看懂的图样。另外建造大的宫殿、别馆、府邸宅院，则有样式雷，但是不是现代化的图纸，比如他会用一些黑点来标注柱础的距离，这样柱子的间距就标注出来。 赵珩所说的是中国建筑图纸中的建筑平面图，即假想在房屋的窗台以上作水平剖切后，移去上面部分，作剩余部分的正投影而得到的水平剖面图。建筑工程施工图简称“施工图”，是表示工程项目总体布局，建筑物的外部形状、内部布置、结构构造、内外装修、材料做法以及设备、施工等要求的图样。 样式雷。 喜仁龙测绘齐化门城楼平面图。 喜仁龙团队的测绘图 喜仁龙所绘测绘图，以比例尺来标注大小和距离，数据也相对精准。 喜仁龙在《内城的城门》部分介绍了他当时所见的每一个门的形制，以齐化门（朝阳门）为例，喜仁龙写到：“齐化门大概是北京重建规模最大的城门。内外二楼二十年前(1902年)曾经修葺，义和团运动时，遭围攻北京的俄、日军队的炮轰而致严重损坏。城楼虽尚未开始糟朽，但彩画已褪色，某些处的干燥漆层也开始剥落。屋顶上的绿琉璃瓦仍然保存完好，给建筑物增添了一种绚丽色彩。从街道上远望，正楼全景在前面青枝绿叶的陪衬下， 楚楚动人，颇为悦目。 除了形象的描述与考证，喜仁龙对于中国建筑也有相对深刻的了解，如他写西直门：“上面的立柱并不是正对着下面的立柱，而是略偏向中间，从而缩短了横梁的跨距。斗拱比平则门城楼上的斗拱轻巧玲珑些，这是后期城门的建筑特征之一。中国建筑发展到后期，斗拱的结构功能逐渐退化，而装饰作用日增，并主要采用较简练的梁架结构。与传统建筑模式的另一不同之处是，第二层的平坐不是依托在从枋上挑出的斗拱之上，而是依托在立于廊的横梁之上并穿过廊顶的短柱上面。这种结构可能更坚固，但它与整体的关系不如较早期的形式那么协调。” 齐化门城楼正面。 齐化门城楼侧面及附近建筑物。 关于拍摄的照片，喜仁龙写到：“我拍的照片，凡属内城门的，一般是表现建筑造型。而外城门的风景照，则着意表现城门建筑和周围景物的协调一致，以及四周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照片可作为城门建筑特点和现状的历史记录，每一座城门的美，都不仅仅取决于树木、 屋舍、桥梁等周围具体景物，同样也有赖于居民的生活情调，这种情调给所有曾在北京居住的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永定门护城河石桥上的交通景象。 从前门箭楼上南关新建的正阳桥及外城主街。 【对话】 澎湃新闻：想比于喜仁龙的所见所写，现在北京所剩的城墙城门还有多少？ 赵珩：喜仁龙是1920年从日本到北京，1920年到1922年，他在北京完成整个的测量拍摄工作，1924年在伦敦出版第一版。当时是“内九（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外七（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永定门）皇城四（大明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其中皇城是不允许他进去勘探测量，喜仁龙来的时候外七内九都存在，有的比较残破，但是他都一一测量了。 现在所存只有德胜门箭楼，前门正阳门楼和后面的箭楼，东、南角楼。 北京城门的位置示意图。 澎湃新闻：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集中拆毁是什么时候？ 赵珩：基本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和之后要修地铁、火车站什么的时候。但要说破坏，其实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破坏损毁。 像和平门、复兴门和建国门都没有门，是挖的豁子，是日本时期挖的。在西部建一个北京，这不是梁思成的想法，这是日本人的想法。日本人想建一个新北京，连今天的广播局，一直到玉泉路这一带。我们今天的人民骨灰堂，是人日本人当时的神社。所以日本人在那个地方建了两个门，一个叫做启明门，一个叫长安门。抗战胜利以后改成复兴门和建国门，但是从来就没把它建起门来，就是豁子，和平门也是豁子。还有德胜门旁边的新街口，那也是扒的豁子。 远处可见在城墙上开了一个豁口。 澎湃新闻：城市遭到损毁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赵珩：城池被毁主要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战火。打仗要攻城略地，爬云梯上去，城门首当其冲要被破坏。比如解放战争打锦州，就是架云梯用人去攻打锦州的，那个城残破不堪，打的都是枪眼。再有就是自然灾害，地震、水灾。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像荆州的古城。但是荆州古城水灾的侵害是很大的，能够从荆州古城城墙上看出历年水位的变化。但是更多的就属于我们在近代以来拆的特别多。因为城市要发展，人口在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去拆毁城市。这个占了近百年来城墙城门损毁原因的绝大多数。 澎湃新闻：北京城的独特价值何在？ 赵珩：世界城市的建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划型建筑，像北京、罗马、巴黎，虽然它们没有中轴线、对称这些理念，但它也是规划型建筑。还有一类是弥漫型发展建筑，伦敦、上海，是由一个点、一个教堂、一个集市、一个渔村开始膨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无非是这两类 北京尤其特殊，它是一个正方的、高度对称的城市。西直门对着东直门，平则门对着齐化门（也就是阜成门对着朝阳门），它都是完全相对的。中间是对着皇宫的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丽正门就是正阳门。在中轴线的两侧东边有安定，西边有德胜。出则安定，归则德胜，取它的意义。 澎湃新闻：你怎么评价梁陈方案？ 赵珩：梁陈方案当时来说是很好的，但是梁陈方案有一点其实是不可行的，他们主张在西边建北京城。但其实北京不能往西去，我们今天往东建是对的，因为东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到西面就是山了，我们的西山是太行山的余脉，我们不能往山上发展了。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现在一些城市提倡古城复建？ 赵珩：它绝对是不协调的。我是反对复建的，有32颗珍珠的项链，现在穿项链的线也没了，大批的珠子也没了，剩多少珠子，保护好就可以，没必要再凑成32颗的项链。我老说一句话：历史没有假如，文物不能复建，生活也不能复制。今天有很多人建四合院，他觉得能够恢复四合院的生活，其实恢复不了，他看到的蓝天、听到的歌哨的声音，这些原来有的东西没有了。比如我说夜里面有几种声音：小贩子的吆喝声，野猫的叫春声，婴儿的啼哭声，老人的咳嗽声。那种夜晚很美，虽然它的声音并不美，但它是夜的交响。这些都已经逝去了，是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复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