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 东方IC 资料
显然,特朗普并不想给大家意外。
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2月结束,如所有人所料,特朗普没有提名她连任。作为学院派经济学家,耶伦任期的结束也标志着经济学家引领美联储的时代结束了。
10多年前,斯坦利·费希尔谈到上世纪60年的经济学,“有一套公式,凭着这些公式就可以操控经济。” 快速的变化令世界变得复杂难解,专家治国的概念应运而生。她与费希尔的离任可以被视作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专家治国理想的陨落。
耶伦的博士论文导师詹姆斯·托宾是凯恩斯学派的领袖人物,而她本人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偏向凯恩斯学派,侧重于失业和薪资问题。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先在哈佛大学做过助理教授,后来到华盛顿加入美联储,并认识同为经济学家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耶伦与阿克洛夫合作完成了很多著述,还曾一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多年。阿克洛夫深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裂痕,但对经济政策仍有基本的共识,即一方面要积极调控经济,以维持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也要实行国家福利政策。尼克松虽然是位共和党人,但他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他的主持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得到了大幅扩张。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世界各国央行和政府财政部门的正统理论,费希尔、伯南克等协力打造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到世界各地应用推广。
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就像是一种“魔力经济”,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而随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徘徊不前,在经济学界,风气开始向右偏移,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也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专属,人们似乎认为在经济萧条期,应该把重要的决定交给训练有素且务实的专家手中。
2010年,耶伦临危受命,在危机带来经济严重衰退之时被提名为美联储副主席,与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危机中并肩作战。他们为第二轮QE而奔走,共同努力在美联储内部寻求支持。此后,她直接参与了两轮QE的推进工作,建立起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在适当的时机让货币政策重回正常化。
耶伦与特朗普的分歧并不仅仅是政策层面。
耶伦有丰富的决策经验。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提名下担任过两年半的美联储理事,此后还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从2004年起,她还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一直是鸽派的领导人物。凯恩斯主义与“鸽派”的结合反映出她一直担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担心失业问题给个人、家庭及社区造成的困境。她在2017年的多次演讲上都为危机后的措施辩护,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很可能非常深刻,并需要采取坚强的应对措施。
在伯南克的回忆中,耶伦每次参加货币政策会议之前都认真做准备工作,总是能援引别人的研究文献或亲自指导下属所做的研究,或者通过严谨的分析去支撑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像耶伦这样关心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角色现在是尴尬的:他们经年累月构造一条复杂精致的理论,并试图用现实的证据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但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却会采纳那些早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被经济学界证伪了的重商主义,甚至发表一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
相比于一个有立场的经济学家,特朗普更需要的或许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政策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