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长假就难以抑制地想出去浪，是病吗？

	曾于里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相逢，假期叠加构成长达8天的“超级假日”。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预计10月1日至10月8日期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7.1亿人次。不出意外，到了任何景点，我们看到的都将是人山人海。高速变“龟速”、“步行街”变“挪行街”自不必说，长假中的各种不文明现象注定令人心塞。问题引人深思之处也正在于此，长假出游又挤又累，可为什么一到国庆，我们条件反射一般就是想出去玩？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又是什么？ 旅游是对现实的短暂逃逸 首先，谁是国庆假期出游的主力军呢？ 每天凌晨就得起来扫大街的清洁工阿姨，每天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工，或者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他们多半不会在假期出游，经济能力有限是主要原因，更何况他们或许还得加班。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人，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到无聊就搭飞机到伦敦广场喂鸽子，自然不必在国庆长假经历人挤人。所以，选择国庆出游的，往往是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人，也就是上班族或都市白领。他们每周工作五天或六天，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甚至更多，一年到头所拥有的两个长假就是国庆和春节，而春节往往要回家团聚，国庆成了唯一能自由安排的假期。 都市白领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专业的知识背景，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他们不再出售体力劳动，而是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为立身之本。消费体系不断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他们是社会的中间（也是中坚）阶层，只要勤勤恳恳工作，就可以过上幸福而体面的生活。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白领与蓝领的差距渐渐消失，他们不过是生产流水线上的“高学历廉价劳动力”，轻易可被替代，失业风险如影随行。为了保住工作，他们的生活被工作彻彻底底占据了。 沉重的现实里，他们自然会有“灵魂出窍”的时刻，他们想挣脱现实臃肿的肉身，到远方寻求真实与自由。就像美国著名旅游社会学家迪恩·麦肯奈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所说的，现代人的旅游动机和真实性追求与工业社会的异化紧密相关。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被疏离了的和不真实的社会中，没有归属感。人们无法准确断定“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现代人已经沦落到不得不到别处去确定自己的真实性，试图从别人的简单、贫穷、贞节或纯洁中捕捉到一点真实的自己。” 这时，旅游可不仅仅是出去玩一趟那么简单，它还被建构成一种可以短暂逃离现实、重获精神与心灵自由的时刻。这也是为什么长假未到，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已经在兴致勃勃地期待和筹划他们的灵魂之旅了。 消费主义话语的规训 国庆假期前夕，几乎每个人都会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庆到了，你准备去哪里玩呢？ 在不知不觉间，国庆已经跟出游联系在了一起，好像国庆出去玩，就是反常的。这样的联想背后，离不开消费话语的规训。国庆前夕，打开各大票务软件APP，就会出现国庆出游的各种优惠活动。各大旅游社的广告也开始狂轰滥炸。无孔不入的旅游信息都在向受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国庆到了，我们出去玩吧！这让人想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的描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大众劝导为特征的时代。每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总有一个人在试图教育我们，说服我们购买某种产品。” 而每一年国庆长假各种关于旅游的吐槽，与其说是在劝诫诸位不要长假出游，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强化了国庆与出游之间的联系。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国庆应该要出游”的刻板印象，就像中秋节要买月饼、春节要回家一样。 消费主义话语一方面通过将国庆与出游建立联系，规训我们的假期想象，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旅游的包装，勾起我们的消费欲望。随便到旅游社拿一张宣传单，上面描述的旅游其实就是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所描述的：“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在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在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阿尔卑斯诺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中涌现，谁的歌喉，会象旅人的铜铃般对你唱起述说合苞待放的爱情的小调。” 消费话语下建构的旅游，是一种“柔性化”的旅游，一种充满美、意境和格调的远方。它肯定不是梁鸿笔下的“中国梁庄”，也不可能是刘绍华笔下的“凉山兄弟”，它“好像是从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那里一定有台湾奶茶铺、有火柴天堂、有烤鱿鱼炸臭豆腐、有义务廉价工艺品、有时光邮局、有青年旅社，也一定有酒吧，还可能有艳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都是同一副面孔。 这时，旅游一方面扮演着某种“文化区隔”的作用，好像你出去玩了，就显得你更有品位、更有闲暇、更有钱，长假出游鄙视链也由此产生。另一方面，它又迎合着出游者寻求精神自由的需要，不少旅游景点打出的口号都是“小清新”、“寻找心灵自由”、“精神洗礼”、“幸福圣地”，仿佛来到这里你就可以一劳永逸找到幸福的真谛。旅游成为了一种结合心灵寻觅、健身、休闲、时尚等诸多元素的“高级运动”。 人挤人后，更好地当“加班狗” 长假出去挤一挤，人生真的会因此豁然开朗吗？很可能不会。一方面是，现在的旅游已经产业化了，它充满了消费主义气息，旅游景点充斥着各种假古董，古人从游山玩水获得的那种对平庸的超越、对生命的礼赞、对人性的回归等旅游体验在不断消亡。早在1960年代，美国历史学者布斯汀就如是指出，现代旅游者只是被动的看客，在熟悉的环境保护伞下，寻找和欣赏那些非常奇异的风景。他与东道地的环境与当地人隔离，跟随导游带领的团队旅行，蜂涌于人工设计的“吸引物”，易于受骗地欣赏着“虚假事件”，同时又快乐地对身边“真实”世界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诚如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所讥讽的：“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好像总是游荡在废墟间，或者是瀑布旁，或者是山里；他们总是在思考永恒，或者在发疯；而且众所周知，他们都认为满怀希望地旅行比抵达终点要更好。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无休止地说理，却依旧被这样的境况所限。”去鼓浪屿吹吹海风吃吃烧烤，到大理玩一趟，去西藏接受一番洗礼，出游者终究没有在那里定居，而是要回到北上广继续自强不“吸”，现实的困厄并不会凭空消失。旅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顿悟”，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感受一下人山人海和眼前的苟且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出去玩一趟回来，发现一切如旧，除了自己变得更穷外。 更关键的是，我们以为旅游是逃逸现实，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产-消费环节中来的。依照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看法，作为一个“现代人”：其一，经历了祛魅即理性化的阶段，随着自我的萌发与理性的觉醒，现代人与“神”即一切外在于自我的宏大信仰解约，作为个体生活在世界上；其二，这个游离的个体被吸纳到资本的体系里，成为市场分工的一份子，显形或隐形的流水线上的一员；其三，个体的生命时间被分裂为“工作时间”与“闲暇”。换言之，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闲暇”，它都在资本的控制体系之下，闲暇不过是某种幻觉，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 苏珊·桑塔格也讲过这样一个现象：相机和摄影普及之后，几乎每一个去旅游的人都喜欢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来拍去，而且人们似乎并不是为了学摄影，也不是为了留影纪念，只是漫无目的地玩弄手里的相机。她对这个现象做出的解释是，旅游是现代匆忙社会里面的奢侈品，它是“工作之外”的东西，是忙里偷闲的事情，即使是去旅游休闲，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即便是闲暇，也逃离不出资本的消费陷阱，资本甚至通过控制、操作人们的闲暇想象，从而变成经济效益。 因此，不要以为工作和旅游，是矛盾的、分裂的，事实上它们从来都是和谐的、统一的。关于旅游的想象和期待，说服上班族臣服于眼前的苟且，而旅游这一行为，既承担起了消费的使命，又有助于上班族回来后更努力地当“加班狗”。这两张面孔实际上都服务于同一个规训目标，就是让上班族成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特殊的劳动大军，资本才是背后最大的操控者和获益者。 经过这么一番论述，不少人应该会感到沮丧，还能不能让我们好好地旅游和玩耍了？理论总是枯燥的，但生命之树常青。任何分析脱离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都是不及物，只要你在旅行者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那他人如何评价都将失效。当然了，如果你压根就不喜欢出游，只是长假到了感觉自己好像得出去玩一下，那看完此文你或许会明白：何必去人挤人呢？又累又费钱。 本期编辑 彭炜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