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④｜1994年试点招生并轨，毕业不再包分配

	【编者按】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恰逢40周年，在历经多次大大小小的制度革新之后，2017年，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如火如荼。教育家栏目将选取40年中的10个节点推出系列报道，记录恢复高考后的部分重要改革。通过回望这四十年来高考改革“故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高考这一牵涉民生甚广的教育公共政策，为回答“未来改革将向何处去”提供“经验”支持。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一直在路上。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寻求更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让每一个同样努力的人得到机会，让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人能尽其才，这样的改革初心不会变。 　　“那时候只要能考上大学，就是国家的‘准干部’，在学校吃‘皇粮’，不花家里一分钱，学校还会给学生补贴，毕业包分配，农村出来的孩子还能换成‘城市户口’……”6月5日，梁志刚向谈起28年前自己参加的高考，还带有一种作为“国家统招生”的荣誉感，他说，自己生于安徽农村，“那时的大学生是很受人尊敬的，连带着家人也沾光，毕竟出来就是‘干部’。”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也表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了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 　　然而，这种“荣誉感”在1994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不再按照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分别两条划定录取分数线，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即所谓“招生并轨”。 　　这份文件的发布，成为了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对高考招生改革影响之深远持续到今日。 　　由“双轨”到“并轨” 　　1977年，暂停了十余年的高考重新向大众打开大门，570余万考生涌进了考场。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益于国家赋予高等教育的各种“福利”，大学生身份是个令人艳羡的“金牌”，高考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 　　刘海峰说，那时的大学生们都喜欢把大学校徽别在胸口上，那是作为大学生独一无二的荣耀。 　　然而，随着地方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开始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 　　1985年，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原国家教委规定，高校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实行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 　　“双轨制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之前全国大学生都是免费的，国家政府投入给高校的经费不足，就改革成了双轨制，一部分缴费，一部分自费。”刘海峰说，“双轨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 　　198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对上海高校刊登报道《上海高等学校收费走读生教学情况调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其中“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被列入了改革经验之一。 　　同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上海高校招生新热门 三千青年报考自费生》，报道称：“报考自费生的人，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 　　在“双轨制”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通过自费方式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调节性的计划指标按委托培养或自费招生，降分录取，缴费上学，毕业后由委托单位安排或自己找工作。 　　数年里，“双轨制”招生模式对满足地方人才需求、缓解高等教育经费压力、提高国民素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带来的弊端也是明显的。 　　“当时一个大学、同样专业、同个班的自费生分数有时会比公费生低好几十分，有些专业差别不大，有些差别还是很大的。”在一定时期里，因分数相差太大，自费生被很多人误解为“花钱买分”。 　　刘海峰表示，高考分数还是能比较客观地衡量出学生的水平，分数相差三五分可能学生间的差距不大，但相差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说明水平和能力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除了教育公平方面的问题，还会导致教学上的难题。”刘海峰说，学生之间差距过大，特别是在理科专业，接受、理解能力不同，对于老师的教学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轨制”改革的出现成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 　　“并轨一代”的就业之路 　　1994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不再按照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分别两条划定录取分数线，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这一年，37所重点院校试点招生收费并轨制。高校由此开始逐步探索“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新机制。 　　到1995年，全国已经有242所高校招生并轨，占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30%。 　　1996年，全国高校开始正式试行招生“并轨”，取消招生自费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2000年之后，师范类院校和专业也开始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彻底完成。 　　1996年考入大学的陈鑫（化名）正好赶上了并轨制改革，“当时我爸妈还抱着希望，包括身边很多人，一听说我上大学了，下意识就觉得我毕业会包分配。” 　　“并轨”前，大学毕业生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除了当公务人员，还有去高校、报社、国企等单位就职。然而没有被“包分配”的陈鑫表示，对他来说，这反而是一种解脱，“其实当时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不太能满足大量毕业的学生了，没有那么多的职位，很多职位的存在其实没什么意义，只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陈鑫说，当时考入大学虽然不比1977年，但还是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寒窗苦读那么多年，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掌握在学校的手里。”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经济发展迅速，不少企业都缺少高学历人才，对大学生求贤若渴，虽然取消了包分配，但大学生在就业时有了更多双向选择的机会。 　　通过人才市场，刚刚毕业的陈鑫进入了家乡所在的一家私企，第三年就升入了公司管理层，他向介绍称：“我们同一届的同学大都发展得不错，有的没找工作，就去外面创业了，现在发展得也很好，当然也有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现在还在老家。” 　　陈鑫认为，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并轨制”改革的实施是大势所趋。 　　“一开始大家对国家培养干部、包分配的思想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但经历了‘双轨制’，再到‘并轨制’，慢慢大家就比较能接受了。”谈及“并轨制”实施过程中学生和社会的反响，刘海峰说，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改革很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并轨制”的改革对中国高考招生改革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对此，刘海峰认为，“并轨制”改革之所以能顺利实施且沿用至今，是因为该制度与社会发展、国家惯例相匹配。 　　“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义务教育是国家出钱，但高等教育对个人的回报是很大的，个人也应该投入一些教育费用，在国外都是要交不少学费，有些还非常贵。”刘海峰表示，“并轨制”的实施对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奠定了今后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