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曲靖经历的两次“文化长征”

	提起长征，许多曲靖人会联想到红军长征过曲靖的壮举——1935年4月23日至5月4 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曲靖和1936年3月20日至4月6日，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曲靖。其实，在抗战时期，曲靖还经历过两次“文化长征”，因时间久远,故一直鲜为人知。近日，笔者查阅民国时期《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等报刊及云南大学史料档案，结合如闻一多先生、黄钰生先生等当事人的回忆，对两次“文化长征”的史实进行了整理。 第一次“文化长征”，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迁移。1938年2月，迫于战事紧张，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从长沙迁入昆明（同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2月19日，师生们在长沙组织誓师大会，正式开始迁移。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师生们分三路迁移：一路由校教务长樊际昌带队，坐火车到广州转香港，再乘船到越南，至越南河口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第二路由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带队，从长沙坐汽车至桂林，绕道南宁，由凭祥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火车赴昆。其中，最艰难的为32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设立团本部，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出师长黄岳担任团长，校主任军事教官毛洪任参谋长，由黄钰生（任辅导委员会主席）、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五位教授组成辅导委员会。除抽调在团本部服务外的师生，其余师生被编为两个大队，由学校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担任大队长。该团由团长和参谋长负责制定每天的路线，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出发。历时68天跋涉，辗转湖南、贵州、云南三省，最终到达昆明。据后来闻一多回忆，旅行团的路线大致为“自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自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民船；自芷江至晃县（今新晃65公里，步行；自晃县至贵阳，390公里，乘汽车；自贵阳至永宁，193公里，步行；自永宁至平彝（今曲靖富源县)232公里，乘汽车；自平彝（经今沾益区、麒麟区、马龙区）至昆明，237公里，步行。（见《闻一多年谱》）”。 1938年4月19日，旅行团由胜境关进入平彝县（今富源县）境内，师生被富源胜境关关隘的雄伟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深深吸引，闻一多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经平彝厅至胜境关。入关后见圣行宫，旁有高大石牌坊，上镌‘滇南胜境’四字，由此进入云南省界。下胜境关，一路杜鹃花、山茶花红白相映，气象与贵州迥然不同。”在旅行团进入云南境内前，云南省主席龙云，下令沿途各县，为旅行团的师生们提供便利。平彝县长古梅百率领县内士绅百姓热情欢迎旅行团师生的到来，安排县立小学停课一天，做旅行团师生住宿用。21日，旅行团离开富源，经沾益、曲靖（今麒麟区）、马龙，于4月26日离开曲靖境内。4月28日到达昆明城。旅行团在曲靖境内约一周的时间里，除正常的徒步外，不忘坚持学术研究，师生们对曲靖古迹写生（闻一多先生曾绘制了《白水镇灰云楼》、《曲靖北门外牌坊》两幅作品），收集曲靖民谣民歌和生物标本，并对曲靖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进行考察。在1939年4月29日的《云南日报》中，报道了当月24日晚7点，该团三十余名师生代表，专程向马龙县县长张嘉榖，请教曲靖地方问题。 第二次“文化长征”为1940年的云南大学迁移。1940年10月13日，日军30余架飞机空袭昆明，期间向云南大学校内投置大小炸弹三十余颗， 10月24日，云南大学在《云南日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电文中记录：“校舍半数被毁，学校大礼堂致公堂中弹全毁，理学院科学馆不可复用，医学院被夷为平地，除外教师、学生宿舍等房屋五六十间化为瓦砾……”，在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国立云南大学理学院、工学院百余名师生奉命在体育系主任涂文的带领下，徒步200多公里，于11月2日到达会泽，在当地的帮助下，选楚黔会馆（教室）、刘家祠堂（教师宿舍）、吕祖阁（学生宿舍）三处恢复办学。后因教室和住宿条件紧张，除两院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迁嵩明分部外，其他师生仍留会泽上课。至1942年，返回校本部，云南大学驻会泽的师生们除刻苦教学研究外，还到会泽中学代课和辅导，经常与会泽的学子组织体育活动，为会泽文化、教育、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41年，工学院矿冶系教授石充，在楚黔会馆建起选矿、试金实验室，他与滇北矿务局合作，对马尾丝铜矿展开精选研究，变废为宝，使矿量大增。 在战火硝烟中，学人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科学救国，艰辛求学的精神，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两次“文化长征”,也在曲靖教育史乃至中华民族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叶炘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