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4日,佳士得中国在上海举行了第五年秋拍。两场拍卖共取得总成交额9858万元,较2016年秋拍相比增长35%,终于止住前几年拍卖成交一直下滑的势头。首次进入上海拍场的赵无极晚年作品《24.12.2002–双联作》以3360万元成交,成为佳士得于中国内地举办拍卖以来最高价成交的艺术品。
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夜场封面拍品夏加尔的流拍和一组西方艺术作品的流拍,原本向上海拍场稳定输出的西方大师艺术作品为何遭遇滑铁卢?本地化经营五年的佳士得会动摇耕植的信心吗?佳士得首席执行官Guillaume Cerutti(施俊安)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进入中国大陆短短五年,佳士得不断调整拍品以适应本地市场,保持每年一次拍卖,且不会因为业绩不佳终止发展和关闭上海拍场。
佳士得上海秋拍中的夏加尔作品
2017年佳士得上海秋拍夜场封面拍品,估价最高的夏加尔的《新婚》,出乎意料地流拍了。
在上海从未失手的夏加尔接连两幅作品无人问津,或许在先前赵无极的两张流拍中已经埋下伏笔,而这一以往发挥稳定的西方艺术大师板块的滑铁卢延续到了此后的达利与另一位上海拍场常客贝尔纳·布菲头上,前者的架上绘画以低于最低估价的一口价草草成交,后者遭遇流拍。
来到上海的第五年,在首次遭遇封面流拍的尴尬同时,由履新均不足一年的全球CEO和中国区总经理带领的佳士得,还是交出了不错的答卷。
根据佳士得公布的数据,9月24日举行的两场拍卖共取得总成交额9858万元,较去年秋拍相比增长35%。然而回顾佳士得进入中国大陆五年来的拍卖数据,2013年上海首拍总成交额1.54亿元、2014年春拍1.25亿元、2014年秋拍1.32亿元、2015年春拍 8685万元、2015年秋拍7000万元、2016年秋拍7145万元,在几乎一路下行中,第五年终于有了上升。
赵无极《24.12.2002–双联作》
达利雕塑《凯旋的大象》
对今年业绩贡献最大的两件作品,一件是以2800万元落槌,计入佣金后以3360万元成交的赵无极晚年巨作《24.12.2002–双联作》,一件是以1100万元落槌,计入佣金后以1320万元成交的萨尔瓦多·达利雕塑《凯旋的大象》,两者分别创下佳士得上海历史上最高价成交的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
其中的赵无极晚期作品《24.12.2002 - 双联作》高1.95 米、宽2.60米。创作这幅作品的2002年,正是赵无极当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的年份。画作上方一抹湖蓝色与下方的梅红色,以及大面积的暖褐色融合为背景色。这件令人感到律动着能量的粉红色柔美画作与赵无极早期作品着重用笔的力度及油彩的厚重方式不同,不但探索了色彩,光线及用色的巧妙运用,更散发出轻盈的气息。
今年5月,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件尺幅更大的赵无极创作于1960年代的画作以1.54亿港元成交,刷新了艺术家的拍卖纪录。作为香港拍场的标配,赵无极拍品第一次出现在佳士得上海拍场。一次拍卖,6件赵无极,史无前例的规模之中是佳士得调集香港优质资源北上背水一战的决心,不过,这一针强心剂并没有完全达到效果。夜场拍卖中,两件估价超过650万元的赵无极画作没有成交,这与半年前出现在香港拍场的一幕十分相似。
从香港到上海,通过赵无极的个案可以看到,买家对名家和高价拍品的眼光越来越挑剔,作品的性价比倍受考量,这一点也被当天下午的拍卖证明:3件估价在百万元以下的赵无极水彩作品全数成交,其中两件在开拍1分钟内就飙出最高估价。一幅同为粉色的水彩画以140万元落槌,超过最高估价2倍。一幅尺幅仅有11×14.5厘米的曾梵志彩色铅笔画以120万落槌,超过最高估价2倍,成为下午拍卖的一个小高潮。曾经傲视中国当代艺术的F4,尽管已风光不再,但这幅迷你的“粉红笑脸”不失为昔日的一抹余晖。2016年法国艺术家贝尔纳·布菲(1928-1999)的一件描绘小丑的作品《埃米尔》以高出最高估价(140万元)的180万元成交,2014年同一题材的夏加尔油画以843万元成交、2015年的夏加尔纸本画作以195万元成交。这些原本稳定的上海拍场“筹码”为何会在今年集体遭遇滑铁卢?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作为西方艺术在中国的推动者,看似稳定的筹码并不能一劳永逸,买家对熟悉的艺术家名单逐渐产生疲劳,更倾向于直奔顶尖精品,达利雕塑的高价成交也有相对偶然的因素。来到上海拍场的作品,相对纽约和香港的顶尖精品,仍处于第二流水准,这不能说是佳士得的诚意不足,但至少说明在上海还“冒不了这么大的险”。目前,藏家口味不断全球化,在中低端价格上偶然性因素较强,而高端价位还缺少符合价位的精品供应。
佳士得上海秋拍现场
观察近两年拍卖,澎湃新闻还注意到,重点拍品与当年的展览热点亦有不谋而合之处。今年是草间弥生的大年,春季在东京举行了她迄今最大规模的艺术个展,夜场拍卖即以她的3幅作品开始。今年余德耀美术馆举行的KAWS大展、2016年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费尔南多·波特罗(Fernando Botero)个展,以及近年来沪上展览中被频频涉及的达利雕塑,这些艺术家作品均传递到拍场,形成新的卖点或亮点。
专访佳士得首席执行官施俊安: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首先需要学习
澎湃新闻:上海拍场这次总共带来6件赵无极的作品,是前所未有的。不难看出是举佳士得亚洲,尤其是香港之力,助力上海。今年5月香港拍场创下赵无极拍卖最高纪录之后,香港拍场的标配第一次北上内地,这可否视为一剂背水一战的“强心剂”?
施俊安:是的,我们的确将赵无极的作品作为一针强心剂。今年是第五年在上海举行拍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时刻向上海推出重要的作品。其中的顶级拍品就是赵无极的双联作。
澎湃新闻:由于赵无极作品半年前刚刚在香港创造了纪录,业内人士不乏担心,短期内连续推出他的重要作品,是否会有“过度消费”赵无极的问题。
施俊安:我不这样认为,赵无极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有很大的潜力获得突出的拍卖价格。我不认为藏家对伟大的作品会有审美疲劳。其实,其他的品类,例如古典大师系列,或者毕加索的作品,每次拍卖,买家都对大师作品有很大的需求。因此,赵无极的作品会受到藏家和买家的追捧。
澎湃新闻:相比近五年上海秋拍夜场作品,尤其是2015年,本次夜场拍品,当代水墨部分大幅收缩,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的调整?
施俊安:在这种变化背后并没有特别的策略。每次拍卖的作品都取决于委托方。今年上海拍卖的概念,与往年有些不同。第一场开创主题,希望打造更多元化的概念。尽管当代水墨只有一幅夜场拍品,但并不代表以后当代水墨会越来越少。
澎湃新闻:不久前,佳士得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的年报,艺术品成交总额达23.5亿英镑。这个数字较去年上升,但相比2014年同期的27亿英镑和2015年同期的29亿英镑仍有下降。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施俊安:2014和2015年的市场表现的确非常强劲,达到了市场的顶峰。2017相比2016年有复苏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在于,去年卖方整体上显得比较谨慎,而今年他们愿意拿出更多的作品上拍,供应较去年更为充足,而买家则保持着一贯的活跃度。2017年还没有恢复到2014和2015年的顶峰期,但也呈现了向上的趋势并将延续下去。
澎湃新闻:上海拍场五年来的业绩有目共睹,作为新上任的CEO你如何评价上海拍场五年来的表现?
施俊安:五年相比佳士得250年的历史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从这五年也能看到未来在此发展的潜力。这里的买家相当活跃,相应的,我们要确保拿出合适的拍品。作为国际拍卖行,在这里能够拍卖的作品种类是有限制的,只能拍卖1949年之后的艺术作品,这一点与香港和欧美都不同。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展拍品,增加多元性,这也是我们今年首次带来赵无极作品、盆栽作品,以及设立“当代书房”专题的原因。
澎湃新闻:观察2013年首场秋拍以来佳士得上海拍场的成交数据,呈现持续下降的状况。如果上海拍场交易额持续低迷,是否会考虑关闭上海拍场?
施俊安: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们不会关闭上海拍场。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首先需要学习,了解哪些拍品在这里受到欢迎,哪些拍品在当前条件下需要调整,总而言之,就是先去适应这个市场,而并不会因为业绩不佳就终止发展,我们依然会保持每年一次拍卖,同时利用上海的窗口,展示佳士得全球的精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也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坚持不懈推动上海拍场的发展。
澎湃新闻:刚刚说到,上海拍场其实刚刚起步,而香港佳士得今年是第31年。你认为在香港佳士得的发展历程中,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上海学习的,哪些又是上海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
施俊安:我先回答问题的第二部分。上海拍卖中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中国大陆拍卖还有限制性政策,未来是否有可能扩大拍卖作品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加大在中国大陆的参与,提高活跃度,希望通过各种努力,使中国政府看到佳士得尊重中国的市场规则,并致力于在此地长期发展的意愿。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充分实现发展潜力,对中国艺术市场、对中国经济、对佳士得来说,是多赢的局面。
通过在香港30年的经营,我们学习到很多,例如如何策展,如何引进新的拍品品类。起初,亚洲买家重视亚洲艺术和奢侈品,我们会侧重于这个部分,现在我们会通过私人洽购展览,介绍更多西方作品到香港,11月将有莫奈作品在港展出。在香港的30年可以说是一个“长征”的历程,这个经验可供中国大陆市场借鉴。由于香港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学习曲线可以大幅缩短。
(朱恬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