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在记忆里的时光

	高春 父亲一进门，我们忙去把他的背箩卸下来。年关将近，我们已经很忙碌了。猪已经宰掉，火腿正在入盐。衣被也已经洗干净，只要不是雨雪天，村庄就飘起五颜六色的旗子。父亲就在那么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赶街回来了。背篓里，除了年货，还有我们日思夜想的东西——旧报纸。父亲悠悠点上一根烟，说，别急，别急，今年多称了几斤的。 蓝色的烟雾延着窗户，顺着楼板，慢慢晕染开来。我们姐弟三人叽叽喳喳，争着要解开绳子。父亲买的报纸，除了用麻线结实地捆，还用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布袋装好，生怕被其他东西压坏，放在背篓的最上面，又担心下雨淋湿，再覆以油布。烟雾缭绕里，父亲黝黑的脸上泛着满足的微笑，仿佛完成了春节前一项最为光荣的任务。 滇东北的农村，是没有腊八节的，没有大年小年之分。但是，一入腊月，年味就浓起来，直到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到来，我们心才落下来，仿佛这才确信，真是要过年了。既然是过年，打扫当然必不可少，但洒扫的并不仅限于地板，家里的角角落落都得顾及，甚至天花板，甚至墙壁，甚至柱子。扫把所及之地，灰尘蛛网务尽，这是为了一件极其繁琐而重要的事情做准备——用报纸裱板壁。 我家的房子是土木结构，木柱子，土墙，青瓦。土墙是用地里的泥做成，我们叫它土基墙。乡村就仿佛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屋里的楼板、墙壁都是木板，墙壁这部分称为板壁。回风炉还没进驻农村时，火塘成为人们烧火做饭取暖的地方，烧出的烟把土墙和板壁熏得油黑，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就得遮盖掉这黑乎乎的土墙和板壁。 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腻子粉一刷，墙壁雪白平整，天花板则是有花纹的层板，用钉子一定，几年不用换，那气派，有城里人的样子。我们家里穷，腻子粉是奢侈的，土墙是用爸爸买来的石灰块刷白。石灰块放水里一泡，水立即沸腾起来，石灰块便散成粉末溶于水里，捞弃不能融化的石灰块，剩下的便可用刷子蘸刷在墙上，虽没有腻子粉那样细腻，但同样能让墙壁变得雪白，只是稍有不慎便蹭一身白。板壁可不能用石灰来刷，于是，报纸便成为必需品。 父亲常年与牛和泥巴作伴，他不读报，也没报纸可读。好在，乡街上可以买到报纸的，报纸一摞摞堆着，都是过了时效的旧报纸。腊月初，父亲就得在赶街的日子把它们买好，这时候的报纸，宽大，崭新，而且价格低廉。要是临近春节买，不光贵，卖相还不好。报纸的到来，对于我们平时没钱买书的姐弟三人来说，是无比兴奋激动的，因为，我们即将享受一年一度的阅读盛宴。 我一直认为，报纸来到我们家，是幸运的，在我们家，它实现了作为报纸的最大价值。而这壁上光华，也照亮了我们年少的阅读之路。 母亲用面粉搅好浆糊，姐弟仨的贴报纸工作就开始了。相对起别人家，我们的进度相当缓慢，边读边贴的确耗费时间，然而却是难得的快乐时光。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幽默笑话，让人眼界一宽的杂文，遐思无限的诗歌散文，运气好的，还会碰到连载小说。报纸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遇见诗人海子、北岛、舒婷，也领略了郁达夫、梁实秋散文的魅力。 贴报纸是个技术活，贴的地方不一样，手法也不同。天花板尤其难贴，先把报纸平摊在桌上，四角中央刷上浆糊，两个弟弟拿着报纸的四个角，站在椅子上，把报纸举到贴的位置，用手从中间往四个方向平抹去，这样贴出来才平整不会有褶皱。贴板壁省力得多，我一人按住报纸上面的两个角，一人从上往下平抹，报纸便服帖的黏在板壁上。 剪刀也在合适的时候，派上用场： 而我们，思念着引伸的幸福 就会觉察到 几乎令我们吃惊 当幸福的形象飘落 这首里尔克的《哀诗》，最终贴到了笔记本上去。在一个懵懂少女的心，这就是最好的压岁礼了。那些被剪得洞洞眼眼的报纸，便成了补贴边角的好材料。 贴好的报纸映照着石灰粉刷白的土墙，家里确乎亮堂多了。 报纸贴好后的任何日子，都可以成为阅读的日子。端着饭碗读 ，啃着苞谷读，嚼着洋芋读，背手读，踮脚读，蹲着读，歪头读，仰头读，伸脖读，极尽身体之所能读。虽姿势不雅，时间长了脚疼脖酸，但沉迷其中亦浑然不觉。 多年后，父母住的老房子虽然青瓦依旧，但也用上了腻子粉和天花板，烟熏火燎的生活一去不返。报纸裱板壁，也就从我们家迎接春节的仪式中消失了。父亲的背箩里再也看不见报纸，仿佛那些报纸，和岁月一起，裱在了父亲深深的皱纹和渐渐佝偻的身板里。 如今，看着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一摞摞旧报纸，我想，它们也许不再会去亲吻谁家的墙壁，不会再增添谁家春节的光彩。又还会有哪家的少女，在得来不易的一堆报纸面前，渴求地、贪婪地、兴奋地、嗅着它的香味，然后沉沉地读下去，读下去……也许，正像里尔克说的那样，“而我们，思念着引伸的幸福”，那一层层的旧报纸，还依旧装裱着我记忆里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