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1月15日凌晨2时15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
白桦,生于1930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白桦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溪水,泪水》(译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无归程》、《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内含《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个秃头帝国的兴亡》(译有英文版本),《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白桦小说选》(译有法文版)、《白桦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狼》,随笔集《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又名《太阳和人》)、《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等。
《孔雀公主》剧照。
在文学界同仁的心目中,白桦风度翩翩、潇洒优雅,长诗《孔雀》和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佳作。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之时,白桦也曾经历灾难和荣耀。白桦曾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他还曾说,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山间铃响马帮来》剧照。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2015年,这出1983年首演的大戏尘封多年后,由当年的导演、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复排搬上舞台,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并举办“越冬的白桦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尾声,当时85岁的白桦登台朗诵自己晚年的作品《一棵枯树的快乐》——“本来我就已经很衰老了,已经到了俗话说的风烛残年。请透过我的创口看看我的年轮吧!每一个冬天的后面都有一个春天……”(来源:上观新闻)
编者按
为何白桦有如此多的作品是关于云南?这位老人与云南的情缘到底有多深?从白桦创作的《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文中,也许你能找到答案。
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白桦
八月十五日上午,我在上海书展中央厅为拙作中短篇小说集《蓝铃姑娘——云南边地传奇》签名售书,两小时,热心的读者就把预先准备的五百册全部买了,东方出版中心的祝新刚副总编辑只好一遍遍地向读者表示歉意。
有读者问我:我们发现你在很多作品里写到云南,为什么?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云南在哪里?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950年元旦,我们的野战兵团冒雨从南宁出发,前卫部队12日就从文山州的剥隘进入云南了,迎接我们的是载歌载舞的边纵游击队员和盛装的各民族群众。就在进入云南第一天的晚上,边纵游击队和各族群众的妇女端来热水,一定要给战士们洗脚。战士们很难为情,她们说,你们的脚是从遥远的黄河彼岸走过来的,你们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啊!我们等了你们一生一世。我和战友们只好脱下已经破烂不堪的鞋袜,把打满水泡的脚伸给了她们。说实话,在此之前,除了母亲之外,为我洗过脚的就是云南各族人民的父老、兄弟、姐妹了。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军就全部占领了从文山一直到打洛的全部滇南地区。我注意到,很多人的家里连一碗隔夜粮都没有,为了劳军,他们杀光了他们饲养的鸡鸭猪羊。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金平县有个白石崖,那是一个山顶上的边境寨子,解放初期,那里的瑶族居民都是勇敢的联防队员。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寨子里过夜。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在五里以外都安排了哨兵,第一道哨兵是他们的狗,第二道哨兵是他们的老婆孩子,第三道哨兵才是握着砍刀和火枪的联防队员。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恐怕是最早访问香格里拉的文学工作者之一了,当年的我的朋友大部分已经去世。多年以后,在我重访香格里拉的时候,他们的后人一见到我就抱住了我,哭成一团。他们和我素不相识,只是从他们的前辈给他们讲述的往事里知道我,但他们就像是亲眼见到过我一样。你们真的见过我吗?见过,真的见过。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1957年秋天,我当时曾经在北京工作,云南的第一把手——身兼省委书记、司令员、政委诸要职的谢富治,要我到昆明接受批判,去了以后,大会连着小会,看来非要打成右派不可。精神十分萎靡、情绪临近绝望的我,在离开昆明的那天清晨,悄悄带走了一盆殷红的茶花。这举动被人发现,很不理解。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想的是一个让我最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以后再也不能回到云南来了。回不来了,我只好把云南带走!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1962年,上海的张春桥们发现我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工作,而且还在写剧本,他们勃然大怒,指令我继续劳动改造。至于到哪里去,电影厂让我自己选择。我打了一个报告,希望把我下放云南。这个报告到了张春桥那里,他对我的目的十分怀疑,是企图偷越国境?还是企图里通外国?我的报告很快就被打了回来,加了一条硬性的规定,不许离开上海两百公里以外。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1982年春天,我终于又可以去云南了,列车进入昆明火车站的时候,站台上站满了和我阔别了多年的战友,他们往日的黑发几乎都被白发所替代了。顿时,车窗就模糊了。那是玻璃上的雨水?还是我眼睛里的泪水呢?朋友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云南在哪儿,云南就在我心上——这就是我所以要描写云南的充分理由。
对于这本传奇故事,我想说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请放心,这本书不枯燥。首先是因为云南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做的事就是传奇。文学,就要像布莱希特说的那样,让读者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来。
第二:我一直都在通过我的创作,把我对于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注入我的作品里。怪不得有些读者非常肯定地认为,《指尖情话》有我的自传成分。
第三:我欣赏古典浪漫主义,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在这一点上做复古派,因为我以为,禁锢了多年的中国读者需要色彩,需要舒展,需要自由,需要诗情。有一位叫文珍的评论家对蓝铃姑娘这样评说:
“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和血肉饱满爱恨分明的奇女子形象,让人合卷后久久难以忘怀;不仅蓝铃姑娘像卡门,白桦的笔调也像梅里美,煞有介事中极尽张弛之能事,热烈有时,冷漠有时,天真有时,诡谲有时,顾睐多情有时,杀人不见血亦有时……”
第四:我想在浪漫故事里应该有深刻的人性思考,既然浪漫可以“极尽张弛之能事,”也可以说就是把人性的各个方面也都放大了。放大了,看得更加清晰。比如在《蓝铃姑娘》里雪松头人的那个袖珍王国,那样小,那样原始、落后、愚昧,东方专制主义和人性的冲突也是那样残酷和激烈。我在写的时候,时时会有一种藉助一面古老的青铜镜,来观察今天的感觉。
第五:我想尽量把已经永远消逝了的画卷保留在字里行间,每每想到五十年前的云南的图画,我都非常伤感,因为自然生态被破坏得太厉害了,而且这种破坏还在继续、无可挽回。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读者能进入我心中的云南。
缅怀!纪念!
云南的老朋友白桦
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