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李文星事件：技术更新同时，法治和社会治理症结被放大

	求职青年李文星之死，正在让人们复盘“魏则西事件”的恐慌。 　　23岁，工科毕业生，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通过招聘平台“BOSS直聘”求职，拿到了名为“北京科蓝公司”的公司Offer——故事到此为止都是平常。直到，7月14日，他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被发现，“符合溺水死亡特征”。而后，“北京科蓝公司”是冒名招聘公司的事实被发现，招聘平台因为“李鬼”（疑似传销组织）站台而陷入众矢之的。 　　李文星之死的报道，最早来自自媒体平台。而新闻在传播中的摘要：“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进行求职，疑似在天津遭遇传销骗局，最近不幸身亡”，其实还有很多逻辑断点需要打通。比如，是否确系传销组织，进入组织和不幸身亡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无论是现有可确认的信息，还是后续新京、南都等机构媒体的报道，都呈现了这样的事实：招聘平台的虚假招聘为一个年轻人开启了通向厄运的大门。 　　如果联系国内互联网招聘平台的大生态看，就会发现，这扇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去年《齐鲁晚报》记者曾做过实验，在“58同城”上注册招聘，只需十分钟和一个手机验证就能搞定；在“智联招聘”，同样顺利，还要被催买价格不一的四种套餐。李文星事件后，南都记者在“BOSS直聘”上做了同样的实验，“中间一路秒过，没有任何资料审核要求”、“3分钟就开始收到简历”。可以说，平台几乎处处是陷阱，而每个年轻的求职者，就像在凭着运气趟行地雷阵。 　　互联网似乎升级了国人生活的叙事，给每个与互联网相关产业披上了一层带着未来感的银光，但，就像百度搜索依旧把年轻的魏则西引向了当年在街巷里摇铃、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游医，新兴的招聘平台一样充斥着跳大神式的前现代骗局。这让人们看到了网上和网下生态的同构性，单纯技术更新本身，对于法治和社会治理症结的无力。 　　比如，互联网叙事给人的印象是，信息是透明的，事实都会得到交叉印证。但现实是，工商部门的信息从未与招聘平台共享，也不向非盈利公益组织敞开，招聘平台同样不愿为这样的信息隔断付出企业成本。前述齐鲁晚报的报道中，“58同城”工作人员在回应为何不审核企业信息时称，“名字注册时，需要到工商部门进行对比，这有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差……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招不到人的情况。”这种信息沟通与社会效率，与印刷及邮政时代并无二致。 　　因为技术一维向前，时常会让人产生社会也在线性进步的印象，让人产生监管手段与法治环境都在自然提升的错觉。可实际看看，当下在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风靡的“互联网超市”“消费XX天后全额返现”，基本都是庞氏骗局和传销的变种；炒各种网络概念的招聘平台，实际上也只是把原始的中介、劳务市场平移到网络之上，换了个地方搭场子而已。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灰色地带都仍保持了监管飞地的角色，不出事不管，小事小管，大事大管。总有人愿意赌，不会出现李文星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作为不见面的经济和社交模式，互联网经济的基座应该是信用体系健全、契约精神成熟的现实社会，或者说，是这样的社会在数据技术时代的延伸。但从魏则西到李文星，人们见证了与预期相反的景象，“不见面”放大了信用体系不健全和治理失效的现实症结，使那些传统伎俩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防不胜防。 　　李文星的遭遇，令人愤怒。互联网上无新事，令人气馁。 　　（原题为《求职者李文星之死：互联网上无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