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古代四大流放地(组图)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作为一种刑罚，流放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放刑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且沿用历史悠久，从远古流放之刑出现，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流放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沈积中处于最深层最不愿意被人提起的中华另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李德裕在《贬崖州司户道中》：“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可见中华璀璨文化中流放文化是最凄苦的。 　　中国古代四大流放地 　　房县(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南部，南临神农架林区) 　　海南岛(主要是崖州。现为中国一个省，海南岛简称琼，位于中国最南端) 　　丰州(丰州镇现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南安市位东部，与泉州市区接壤) 　　伊犁(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成立于1954年，是全国唯一的既辖地区、又辖县市的自治州) 　　岭南流放的是姬妾、潇湘，曾是朝庭流放文人的地方 　　　古代对犯人流放地的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从而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变换流放的方式，创造了花样翻新的流放形式。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费尽心机，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人聚居处。这些地方也因为有了流人的开发，呈现了生机和活力。 　　选择标准 　　在中国古代舜帝时就有“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的记载。这里的“幽陵”或作“幽州”，在今北京地区;崇山，一般认为在今湘西;三危，在今甘肃敦煌;羽山在今苏鲁交界处。这四个地方，被认为是当时天下的“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是将共工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显然舜帝把“四凶”流放于国家的四极边远，以使他们与中国有所区别。 　　之后，流放地点，各朝代因时而异，一般是在势力范围之内就远就偏。只是上古时期的流放往往把流放者放逐出统治区域之外，并没有等差的区别，这也是上古的流放与后世流放的一个重要区别。虽然《舜典》也有：“五流各有所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岛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或允。”显然是把流放以流放地点的远近分为三个等级，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流刑真正的分级还要等到“流入五刑”成为正刑之后。 　　秦汉时期，流放之刑，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只是偶尔行用。流放地点的选择，也大致以偏荒之地或帝国新近征服的地方为主。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大区域： 　　一是今鄂西北的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地区。秦灭赵国之后就把赵王流放到房陵;两汉时仍把这里作为囚禁有罪废黜的诸侯王的地点。这里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交通闭塞，与世隔绝距离都城却又不太远;将被废黜的诸侯王安置在这里，既便于严密监视又可防止他们东山再起。 　　二是岭南地区，主要集中在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市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部顺化市北)、九真(郡治在今越南中部清化附近)。 　　三是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榆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鄂尔多斯高原; “阴山”，即今大青山;“高阙、阴山”，均在今阴山山脉西段;“北假中”，大致相当于今河套平原。“汉承秦制”，继续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两汉时期谪戍流放的地点逐步扩大到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很多大臣获罪后其本人与家属都被流徙河西。阴山、河套地区在汉代属朔方刺史部;河西五郡属凉州，所以我们在文献中看到很多流徙朔方、凉州的记载。 　　其中，一、二两个地区都在南方古人所谓的“烟瘴之地”，开发比较晚，最早被用来作为惩罚犯人的场所。而西北的苦寒绝域，自从纳入版图以后随即便成为历代统治者理想的流放场所。 　　到了南北朝时期，流放制度完全形成。首先表现在流放正式列人五刑之一，还表现在对流放的执行、安置与管理措施等形成制度化。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上也逐渐开始制度化。 　　隋唐乃至宋代流放地点的选择多考虑到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流放地分南、北两地。惩罚或预防以及大多数的政治犯多流于南方边荒之地方。这一地区虽然多蛮荒而没有开发，但毕竟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北方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在游牧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因此这一地区的流放多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形势相关，政府往往将罪犯流于北方边地以实边戍边，北方这类带有军事意义的流放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造成的。 　　元代的出军与流远不以里数，主要去所在素为“烟瘴”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正如《元史"刑法志》中所说：“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明代军制施行卫所制度，军犯是明代的重要兵源，因此流放以充军为主。明代执行充军，用于实边，是把犯人发往军事设施———卫所，充军按照路途远近及地域把罪至充军者，强迫安置到各地卫所充当军户。 　　清代流放承袭明代，充军、流、发遣均为异地安置。流刑最轻，流刑之上为充军，最重为发遣，为降死一等的重刑。 　　清初，对于被判处军、流的罪犯，或送往八旗为奴;或由各县解交巡抚衙门，按照里数，酌量发至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但不久之后，各省犯人分拨就开始不均衡。为了纠正这种弊端，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刑部纂辑了《三流道里表》，在全国各省分拨流犯，以府为单位，从流犯所在的府开始，按照流放距离确定流放地点，将某省某府属流犯，应流2000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2500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3000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按计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别开载。为了使判决的里程与执行相一致，要求误差不超过100里。例如，我们以清代的福建省为例，若罪犯在台湾府犯罪，并被处以流刑，流2000里时流至广东广州府(今广东省广州);流2500里时流至湖南长沙府(今湖南长沙);流3000里时流至湖南常德府(今湖南常德)。这些流放地点并不具有相互性，例如，台湾府的2000里流犯应流至广州府，但广州府2000里的流犯则并没有流到台湾府。 　　烟瘴西南 　　提起潮州，就不能不提起地处潮州境内的瘴江，瘴江今天已经因为一个人而易名为韩江，这个人就是唐代的大诗人韩愈。 　　韩愈，字退之，号昌黎，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诗文磅礴隽永而名扬天下。韩愈是正统儒学大家。他以孔孟之道，反对盛极一时的佛门道院之玄学。宪宗十四年(819年)，他担任监察御史时，上书阻谏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去奉迎一块佛骨，因而被贬官流放到粤海之边的潮州。 　　在流放的路上，马过秦岭时韩愈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是写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侄子的。字里行间，除了透骨的悲凉之外，还咏叹地预言：他的一把老骨将埋葬于出使的潮州瘴江。诗中表现了作者无罪被贬，英雄虽然失意，但仍刚正不阿的精神。 　　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仅以唐代为例，文人中就有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可以这么说，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韩愈初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当时此地的黎民百姓，因为继承了远古的迷信传说，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屠宰了牛羊猪狗等生灵，投入江中，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理之道，反对神鬼的玄学之说，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一向信奉神灵。因而驱鳄之举步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为害一方的鳄鱼驱之于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机遇，兴修水利，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华。因而，后人一直怀念其德政，在江边立起临江亭和亭内的功德碑。其影响之大穿越了时空，直到明朝嘉靖年间(1537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 “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韩愈德政的崇敬。 　　韩愈还在潮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革除当地的陈年陋习。当时的粤东，处于大唐版图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韩愈贬官到此地时，该地盛行贩卖人口之恶习，地方志中留有“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的记载。用白话文解析，就是在饥荒之地，有钱人家能收贫穷人的全家为奴。韩愈为革除这种陋习付出了比驱鳄之举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扫沈积于粤东的千年恶习。韩愈早有铭言喻世：“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就是用这种不知疲惫的执着精神，完成他解放奴隶的壮举的。据地方史料记载，韩愈此举开花结果后，曾有贫苦奴民称他为粤东岭南的“韩青天”。一个仕途败落的文人，能不顾自我伤痛而把疾苦黎民之痛苦放于其上，并拿出全部精力为其解痛者，华夏大地惟韩文公一人也! 　　后人为了纪念他为文为人之德，在韩山绿色环抱中，为他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祠堂。据知，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是从不到处随便题词的，但他却在韩愈祠宇的石牌楼上，亲笔写下“韩文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石阶攀登约百米，即韩文公祠宇中的主殿，韩愈雕像之上悬挂着“百代文宗”的牌匾，两个古代侍卫模样的泥塑，站在韩愈两旁陪伴着他的英魂。沿山而上的回廊两侧，皆为唐代之后官人和文人对他的评说，始自宋代苏轼，一直伸延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笔者统计了一下，总共40块碑文，碑文以各种书体刻下对这位“百代文宗”的盛誉。至于潮州的本土人士，更是以韩愈曾在此地驻足为荣。 　　海南的流放文化 　　对海南来说，这一切都是上天赏赐的福气。 　　多少文人豪杰被流放到海南这个自古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孤悬海外边陲蛮荒的偏安之地，为海南带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海南的发展。 　　早在两千年以前，三亚就已经归入中央朝廷管辖。三亚古称崖州。秦始皇时期，南方设置三郡，崖州就属于其中之一的象郡;西汉两伏波将军平定南疆，在海南全境建置郡县，在三亚设立了珠崖郡治;隋设临振郡，唐代改为振州。在古代，因三亚远离帝京，孤悬海外，一直被认为是边陲蛮荒的“天涯海角”，长期被作为贬黜罪臣的流放之地。古代一批名臣学士因政治斗争被贬黜到三亚谪居，据典籍记载，从汉代到明朝，被贬黜流放到崖州的贤相名臣学士就有15人之多，其中有10人长年居留今崖城镇的水南村，包括唐高宗太子冼马兼侍读刘纳言、唐代两朝宰相李德裕，北宋太祖时的宰相卢多逊、宋仁宗时的宰相丁谓，南宋参知政事赵鼎、李光，秘书少监、起居郎胡铨，元代宰相王仕熙，明代广东电白名儒莫蔡等。他们大多是中原杰出人物，被蒙冤贬谪流放三亚期间，他们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推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谪臣胡诠被贬崖州后，寄居在水南村裴闻义家中，他缘结乡里，兴建学堂，亲自执教，“日以经训传经书为事”，为当地黎、汉村民培养了大批学子。据水南村民介绍，当地村民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古以来就出了不少读书人，目前也是三亚文化氛围最为浓郁的一个村庄，这与历代的名臣学士谪居于此积极传播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 　　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两千年的流陡不断。古代名臣被贬谪的悲歌与血泪，化成了无数的诗词歌赋与文章，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类精神财富。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是三亚流放文化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深刻内涵。 　　追寻历代名臣学士贬谪的足迹，细细地梳理他们寓居在三亚的生活故事，人们仿佛就走进了一个深邃迷离的历史时空隧道，让人领略到中国历史的悠远和三亚旅游文化的深刻厚重，这也许是许多中外游客慕名到三亚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一)苏东坡在海南 　　苏东坡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流放文化代表，一生都被流放他地，最后贬至天涯。苏轼是在绍圣四年(1097)贬谪到儋州(海南岛)的，关于他在流放海南岛的记忆一直流传至今。 　　⒈春梦婆答苏东坡。 　　苏公有诗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被酒独行》之三)春梦婆，宋代中和城东人，年70余，因她曾对苏轼说“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而被苏轼称为“春梦婆”。传说，有一天苏公访友回来，路遇给丈夫送饭的春梦婆，便跟她开个玩笑：“云(pin)蓬松两腕粗，手携饭去寻夫”。春梦婆便不加思索地答道：：“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乎?”她一语击中苏公之内疚，苏公大吃一惊，连忙赔礼道歉，并夸赞此村妇才高口快。 　　⒉苏轼与黎舞 　　《东坡居儋歌》颂曰：“弦歌海滨垂无疆，儋之人士每叨光。儋人得师喜洋洋，先生当日奔忙忙。饥寒常在身前当，功名常在身后扬。” 苏轼在在由琼川前往昌化军途中，苏轼为宋时黎族山区急雨阵阵，风吹树动，山谷鸣响的壮丽景象所吸引，牵动了他丰富而敏感的乐舞“神经”，索性“戏作”道：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苏轼曾对黎族的俏丽轻巧的舞蹈和数几十种曲调的黎歌给过极高的评价，我们从他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醉槟榔》;“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 　　⒊东坡书院 　　东坡书院位于儋州中和镇北门外。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南宁军判彭云雷寻拓旧基，将“东坡祠”从桄榔庵迁移到载酒堂原址(即黎子云旧居处)重建，增扩大殿，更名“东坡书院”。经历代不断修缮，已具规模。先后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州城大难及“文革”浩劫中毁坏。直至1984年政府拨专款参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书院平面图予以修缮恢复。 　　⒋载酒亭 　　载酒亭为苏东坡讲学的场所之一，位于堂前。双重飞檐，十二红柱撑绿瓦;上檐四角，五脊四坡歇山顶;下檐八角，角角相错翘尖飞。两侧莲池相依，倒映成趣。载酒亭门楣上有“先生悦之”匾额一块，堂中两侧有13块历代名人学者的诗文碑刻，有郭沫若、邓拓、田汉题咏的诗刻，还有300余幅古今书画文献以及苏东坡居儋三年的生活情景彩图。后墙上有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浦江宋濂题字的著名壁刻《坡仙笠屐图》和明代大画家唐寅所画《东坡在儋耳》的木版画，活脱脱再现苏公潇洒出尘的精神气质，博得中外游客的垂青。元代仁宗年间范椁所立的《东坡先生祠记》碑刻最为珍贵，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修建东坡祠的经过，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块是明世宗嘉靖年间所立的七言诗碑，至今也有47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