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维为人民日报撰文：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

	【编者按】 　　8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五版“观察”约请相关专家学者探讨“中国之治何以取得巨大成功”，开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撰文《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这一套制度的独特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独有的协商民主制度，包括决策领域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通过有效选拔人才，实现选贤任能；等等。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的重要制度保证。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 　　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所谓“民主”。尽管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他们还是无法理解中国的这种政党制度安排，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独具中国特色，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事实上，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内涵完全不同。如今，西方的政党理论日益教条化，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就要实行多党制。各个政党都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得票多的党获胜，一个多元社会就这样通过票数完成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设计往往过于理想化。从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现实看，投票反而扩大了社会分歧。一些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后之所以纷纷失败，也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党，而西方政党则只是代表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党。虽然一些西方政党也宣称自己代表国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多种民调结果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被特定利益群体所操控，代表不了大多数民众的整体利益。 　　西方国家的一些民调还显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很高。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进行的民调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民众中的支持率。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总是盼望改变中国的政党制度，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个党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西方国家似乎天经地义，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观，它代表着一种即使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也要奋力崛起的担当和文化。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民族文明的延续负责。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相比较而言，西方政治模式下的政党，大多数只能算是部分利益党，甚至是选举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国家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在一些国家，不同政党选来选去，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互相冲突，但究竟哪种政策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这些政党并不多加考虑，以至于最后在决策时又去依赖某些西方大国，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则自觉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 　　中国也学习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克服其带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稳定。 　　民众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 　　在民主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些协商民主渠道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内，尤其是国家定期举行的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人口规模大、疆域广阔，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只有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赢者通吃的方法，而应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达成共识。 　　中国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多党竞选制度造成的，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越来越高。 　　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发展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在极小圈子里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形成的决定和文件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不得不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最终还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还应注意到，中国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还创造了大量发展需求，而且很多是中长期的需求。与西方许多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值得我们自信。 　　有效选拔人才的组织人事制度 　　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可以做到更大程度上的选贤任能。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就有“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从百姓到干部在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言善辩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并不相符。在中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一定形式的选举”的组织人事制度。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严格程序。在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和程序更为严格。 　　中国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与西方模式根本不同。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有获得感。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在2016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国家发展方向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尽管中国的选人用人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它确实在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带动中国发展的作用，并实际地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 　　中国最高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几乎都有长期担任地方领导或其他相应工作的历练。在中国，即使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用人制度下，能力低下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有人迷信西方选票选人的模式。但实际上，西方的这种选人模式有可能让不合格候选人出局，但也很可能选不出真正能力强的人。从西方选举实践来看，一方面真正有才干的人可能没有机会或不愿意参加竞选；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任命受到“政党分赃制”影响。选举获胜的国家首脑会用一些职位来回报竞选“金主”或关系密切者，这就会根据政治利益而非能力来任命公职人员。政府官员中许多人没有太多从政经验，有的甚至将家人任命为政府高级顾问，富人当政的现象也广受批评。然而，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追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在实践中当然有很大难度，但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创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渐完善人才选拔体制机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纠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选人用人偏向，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出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选出执政能力强的领导人与确保不合格候选人出局的结合。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很多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潜力将不断得以发掘，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将日益增强。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原题为《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