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胡光煌是武夷山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的队长,却也是全队第二年轻的成员。
这个不满30人的团队,平均年龄达55岁,有的是原先伐木厂的下岗员工,有的是前护林员……
他们承担着林业系统中最艰苦的野外调研工作,数年如一日地深入森林,与地图、测距仪、表格为伴,记录下有关武夷山森林资源的详实数据。
有趣的是,他们经历过伐木厂最鼎盛期的辉煌和衰退,也见证过林改试点工作的紧张和忙碌,如今他们又承担起林改后续深化改革——商品林赎买的评估工作。
在第一次进行收储测量任务时,这些队员们早晨6点多就出发,午饭就呆在在山林里吃点干粮,天色暗了才能出山,计步器上3万步几乎成了标准。
可以说,从毛头小子到知天命,这支“老龄化”的团队是林改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严冬清晨,规划队员在上山的路上。记者 刘楚 图
伐木厂的鼎盛和衰落
上世纪70、80年代,正在急切寻求经济效益的新时期,武夷山的森林木材资源无疑成了首当其冲的“香饽饽”。
当时,国有伐木厂是当地最大、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数万员工毫不怀疑,这是自已要捧一辈子的铁饭碗。
胡光煌回忆称,1984年自己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林业收入占到全市总收入的50%以上,“现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忙碌的伐木生产作业中,彼时的林业局调查规划队作为技术团队,承担着繁重而艰苦的调研工作。
以前没有测距仪,为了测量树高,需要从树根处拉一段皮尺,再测出斜角的角度,然后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出树高。
“有的树很高,为了测的数据更精确,斜角的角度不能太小,就需要跑很远。”胡光煌回忆。
不过也有“讨巧”的地方,对于树木直径的测量,经验丰富的队员们几乎可以仅靠目测,“低于6公分的忽略不计,2公分是一个最小单位,基本上有经验的队员都能目测出来。”胡光煌解释。
野外作业,需要深入山林,加上交通不便,测量队的队员常常一下乡便要待上半个月,“记得那时候村庄民风淳朴,去了便住在村里家里,测完一片林子再回家。”
电锯在山场上“恣意”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时间就来到了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让原先“兴盛”的伐木业戛然而止。
紧接着,长江、黄河流域、东北等地便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天保工程”,而南方的武夷山伐木厂同样面临着职工改制,伐木厂逐渐转型为采玉厂,最后又成为国有林场。
“先是第一批员工下岗,紧接着第二批,到第三批就是全部下岗。”胡光煌说。
从森工企业向造林管护的转型,让如今规划测量队里的大部分队员,在当时的下岗浪潮中,从国企员工一下子成为失业人员。
“下岗时年纪都不大,再就业时一部分业务骨干被返聘进了规划队,扩大了团队。”
胡光煌说,原先规划队主要承担的业务来自于国有林场和村集体,“随着林场的规模越来越小,我们主要去给村集体的丰产竹林、防火林带建设等做技术服务。”
“林改那几年是最辛苦的”
资料显示,1998年起武夷山市便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而2003年福建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让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成为胡光煌等林业局工作心目中“最辛苦的那几年”。
“因为是试点城市,虽然有文件,但是具体怎么做全都要靠摸索,谁也不懂。”当时被调任林改办工作的胡光煌记得,每天都要带三块电板,还经常因为各种咨询手机被打没电了。
甚至,由于早出晚归,胡光煌跟女儿很少能见到,“有一次女儿被送到外婆一个星期了我都没发现,等我想起来问我老婆才知道。”
彼时的规划队同样忙得焦头烂额,林改的重点是要将原本的集体山林分到每家每户,根据村民集体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具体山林进行划分、测量,实地考察后在地图上标注,以便后期收集资料并发放林权证。
在山里走的多了,规划队的队员们都成了“活地图”,即使到了现在,规划队的老同志们也不习惯带GPS设备,“那个太大了,还是习惯拿着地图,也不可能迷路的。”
不过,在林改的那三年多时间里,工作的压力也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还需要不断跟村民进行沟通。
“想要村民的意见统一太难了,可能今天刚开会决定要这么分,结果第二天规划队去了,村民又改变主意了。”时任武夷山市林改工作办公室科员的康丽华告诉,“林改太难了”。
虽然难,但胡光煌和康丽华都认为,林改不仅给村民带去了自主权、积极性,同时对村民也是一次民主法治的教育。
“从那以后,村民们知道不再是村干部那一小撮人的意见主导,而是要通过大会投票表决,当时涉及到的几部法律,包括《合同法》在内,很多村民都非常熟悉。”康丽华说。
林改的成功,让许多老百姓拿到了林权证,许多人开始在自己的林地上“挥汗如雨”,创造利润。
作业空隙,队员们席地而坐吃着盒饭。记者 刘楚 图
“全林分每木检尺”
2015年,为破解部分商品林采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难题,武夷山又开始试点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收储的工作。
胡光煌又带领着他的团队,承担起了收储工作中对申报的商品林调查评估的工作。
对于所有参与申报的商品林来说,在经过初审后,均由规划队调查评估并出具评估书或调查设计成果,而测量出的林子出材量和面积,也决定着老百姓的收入。
2015年10月,作为试点城市的武夷山开始第一批收储工作,动员并召集了一部分符合要求的林农进行申报,随后便由规划队对申报的林地进行调查测量。
“跟林改一样,武夷山又是第一次试点做商品林收储,仍然是摸索进步,当时定的目标是在农历春节(2月)完成全部工作,时间非常紧。”
这一次,为了准确地测量出收储林木的出材量,规划队采取“全林分每木检尺”的森林蓄积量测量方法,对每一棵树木的直径、树高进行测量。
通常,野外作业的当天,22名队员需要早晨6点多从市区出发,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山林开始测量,午饭只能吃干粮,累了便席地而卧,天色暗了才能出山,计步器上3万步几乎成了标准。
最终,历时55天,规划队员完成了第一批次收储的全部任务。
数据记载,22名队员的规划队总共对符合收储条件的19份林权证、涉及20位农户的林地,完成调查面积3310亩,蓄积量21041.3立方米,出材量16803.7立方米,其中杉木出材14615.4立方米、马尾松出材2142.2立方米、阔叶树46.1立方米。
2017年6月15日,胡光煌向屡次表达对这帮老同事的敬佩,“他们真的非常能吃苦,而且从不抱怨,对交代的工作有责任心。”
爱好写作的胡光煌还说,他很想写一写这个团队,为以后留下点什么,“去年刚退(休)了两个,今天还有一个马上要退了,我也就还有5年再干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