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廿年⑤｜“新香港人”：从夹缝中的“过客” 到不断融入

	【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从内地出发融入香港的“新香港人”。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 资料图 　　737.49万人。 　　2017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截至去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字。这个数字，比回归前的1996年多出93万人，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增幅超过40%。 　　在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香港的人口增量少不了内地人的身影。他们或是中环讲着普通话的专业精英；或是来港读书、毕业后继续留港打拼的小白领；再或者，是持一张“单程证”（即“前往港澳通行证”），经过苦苦等待与家人团聚的妻儿老小。 　　他们被称为“新香港人”。 　　2013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是建设香港的重要力量》两篇报道。文章提到，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他们是“新香港人”，他们奋斗在香港的各行各业，已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 　　来自中国内地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也把自己视为一名“新香港人”。回顾来时二十年，他感慨这是一个“不断撕扯”又“逐步融入”的过程，“见到香港人，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见到内地人，又要想办法解释如何理解香港。” 　　过客 　　朱国斌抵达香港是在1995年6月。他西装革履走出机场，一团热气扑面而来。炎热、人多、乱中有序，这是对香港的初步印象。 　　此前的上世纪80年代，朱国斌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之后赴法国留学。和许多海外留学生一样，在法国完成法学博士攻读，他面临一个抉择——回中国还是留法国？ 　　一位朋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香港城大”）有职位开放，或许可以一试。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有人匆匆离开，有人慕名而来。一个叫做艾敬的内地歌手唱着“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让更多人对这里充满遐想和向往。 　　朱国斌之前从未到过香港，对它的认知大多来自书籍和电视。他说当时本可以在法国留校任教，但对一个刚刚毕业、满心想做事的年轻人来说，法兰西的生活节奏着实有点慢。 　　香港则不同。它早早就有了“亚洲四小龙”的头衔，被视为东西方连接的交点。它的活力、高效和国际化享誉全球。在朱国斌看来，这座城市，很适合作为事业发展的“增长点”。 　　1990年，香港开始实施一项容许居于海外的内地专业人才来港工作的政策。通过该政策，朱国斌成为香港城大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开启人生新阶段。 　　回归前的香港，内地移民数量稳步增长。来自《人口研究》期刊（1997年9月出版） 的数据显示，随着香港政府将“单程证”配额增加，每年赴港定居的内地居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2.7万人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3.3万人。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1万人。 　　刚到香港时，朱国斌并没有做好长期生活的打算。他告诉，起初来这里觉得就是为了工作，好像一个过客，离开是迟早的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去学习粤语。 　　在香港，粤语是异乡人融入社会的一大前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6岁－65岁人士中，约有85.9%的人认为自己使用粤语的能力非常好或良好，至于普通话和英语，自认为非常好或良好的人只有24.1%和24.2%。 　　朱国斌出生在湖北，对粤语既陌生又抗拒，一度认为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发音。在普通话接受度很低的当年，无论工作还是外出办事，他的首选语言是英语。 　　这种念头一直到“97回归”才稍稍转变。1997年6月30日，香港下起了大雨，和大多数人一样，午夜时分，他在电视机前见证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我们的国家能用和平方式收回主权，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很激动、也很自豪。”朱国斌说，他是从事宪法研究的，很自然会想到，随着“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进入到实践阶段，能在香港继续“基本法”研究，是非常可贵且有意义的事。 　　最终让他下决心留下，是孩子的出生。朱国斌有3个孩子，老大出生于2000年。初为人父的他意识到，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人。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将在各个领域与这座城市发生联系。 　　港校 　　回归后的香港对内地保持着吸引力。据新华网报道，1997年7月至2002年年底，持“单程证”赴港定居的内地人士超过13万；到2015年11月，这个数字上升到87.9万。 　　“单程证”主要适用于港人在内地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并非内地人士赴港定居的唯一通道。对专业型或知识型人才来说，读书或就业是更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3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陆续推出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该政策于2015年暂停）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截至2015年年底，超过11万人通过上述政策获批来港。 　　也是在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招生范围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6省市，招生人数为580人。 　　此时的朱国斌已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升任香港城大法律学院副教授。这位“新香港人”很快接到新的任务——作为学校对外联络合作处处长负责内地招生，为更多内地学子来港提供帮助。 　　2005年，香港城大和香港中文大学进入内地高考统招系统，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其他港校则继续按照传统“自主招生”。 　　这年春天，朱国斌回到内地，每到一所中学宣讲，台下坐着数百名学生家长，提前备好的资料总是被一抢而光。 　　面对一项新鲜事物，人们的首要反应是好奇。据他回忆，当时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孩子在香港能否适应。还有一位家长提了个哭笑不得的问题，“我孩子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大人能不能陪读？”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香港。”朱国斌认为，内地学生到香港念书，副产品之一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此外，如果这个学生性格内向、语言能力较差、讲英语张不开口，也不太适合到香港读大学。 　　在那个“港校热”不断升温的2005年夏天，内地招生格局正发生转变。 　　北京高考理科状元陈秀野放弃清华大学，选择就读香港科技大学。海南理科状元李洋因“高考移民”报考政策受限，被香港城大录取。原本只打算招收250名内地考生的香港大学，收到了4000多份申请，经过面试筛选，11名省市高考状元被拒之门外。 　　对此，朱国斌坦言，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内地有所不同，前者国际化程度和开放性更强，倾向招收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学生。至于“高考状元”，对高校来说，宣传效应更强一些。 　　“考试是有偶然性的，如果分数相差不大，状元和非状元在学习方面可以说没什么差别，进入大学后还得靠自己。”他这样说。 　　内地学生进入港校表现如何？朱国斌评价，他们更加刻苦，也更拼一些，善于抓住一切机会，无论是奖学金申请还是出国交流。 　　这种情况无可厚非。在多位港校教师看来，和本地学生比，内地学生在香港的朋友和社交活动相对少，精力自然放在学习上。这种现象也能起到“鲶鱼效应”，带动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 　　永久居民 　　港校就读为更多内地学子提供了成为“新香港人”的机会。 　　2008年，香港入境事务处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政策。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他们只须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便可留港12个月，期满后还可延长逗留期限。 　　截至2015年年底，7年来，共有51463名非本地毕业生申请获批。 　　尽管特区政府已敞开怀抱，港校内地招生却开始“降温”。中新网曾报道，2009年，申请报读香港高校的内地生人数急跌，平均下降20%至50%。其中，香港大学共收到8016名内地生申请入读，较上一年的1.2万人大幅下降33%。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在被香港大学录取后，做出复读并重新报考北京大学的决定。此举也引发很多人思考，追逐港校是否是一个正确选择？ 　　“这说明大家更趋于理性，家长、学生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像过去一窝蜂。”虽然目前已不再负责招生工作，朱国斌仍对此保持关注。 　　他认为，从报考人数依然远远高于录取人数看，港校招生谈不上“遇冷”，港校的优势还在，招生人数也会保持稳定。至于热度下降，背后原因很多，比如内地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升、香港的现实生活压力以及社会复杂性。 　　事实上，就像二十多年前朱国斌刚到香港曾经有的“过客”心态，今天的内地年轻人即使来到香港，真正融入也不容易。 　　2015年，一篇名为《香港，请将我遗忘》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中讲述了一名内地学生在港漂泊7年的心路历程，其中提到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陆港摩擦”。 　　“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怅惘和失落：为自己，也为香港。”面对尴尬处境，作者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回到内地发展。 　　朱国斌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坦言，虽然作者的情况属于个例，但文中描述的情形确实存在。譬如他自己，即使在香港生活超过二十年、学会了粤语、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物质生活能够保障，偶尔也会因为来自内地遭遇偏见。 　　“是极个别的情况。”他告诉，由于制度、文化差异以及心理隔阂，香港和内地间的鸿沟很难在一夜间填平。2014年香港爆发非法“占中”事件后，也有部分内地人一度对香港的社会治安产生担忧，可见双方还是不够了解，甚至还有误解。 　　置身其中，朱国斌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处在夹缝中，经历着一个不断撕扯的过程——见到香港人，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见到内地人，又要想办法去解释如何理解香港。 　　但这也是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接受了港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法治、平等、廉洁、自由等；他也习惯了香港的秩序感，特别是对“排队文化”，赞赏有加。 　　在朱国斌看来，回归以来的二十年，尽管香港的经济体量已被内地一线城市赶超，但它依然稳定发展，并在社会文明等软实力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而他的下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经17岁。小伙子住在香港，每年跟着父亲回内地1-2次。对于父辈们有关“新香港人”的纠结，小伙子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都是中国人，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