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正值烟叶移栽季,湖北保康简槽村村民周孝伟五点就去地里忙碌。在外打工14年后,去年他决定留在村里。
“再也不走了。”在自家20多亩烟叶田里,33岁的周孝伟对中新社记者说,漂泊的岁月里一直记挂着家乡,去年回乡后看到烟叶产业的大发展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他决心留下。
在精准扶贫的号角声中,中国有很多这样的“80后”选择回归故土。昔日养育成长的贫瘠村庄,成为在外漂泊的游子的牵挂,而如今扶贫政策的种种利好让他们回到家乡。
“在外漂泊这么久,总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在贵州惠水长岩村一家木制品厂内,36岁的杨毕江对记者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的他,辗转过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一走就是20年。“父母老了,孩子大了,回乡的心越来越强烈。”
越漂泊、越思乡,是不少“城归族”内心的真实写照。周孝伟2003年技校毕业后就开始在襄阳二汽做装配工,但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啥优势,就越想回来。“学了些技术,但跟现在的时代比还是落伍了。现在招工要求越来越高,都想要年轻的,好管理、好培训。”
但在之前,家乡落后的现实让不少思乡心切的游子“望而却步”。“之前就想过回家照顾父母,可回来没事做,家里压力更大。”云南大理萂村的李光宝2000年就随着村里第一波务工潮外出打拼,当了十多年网管。父母年近古稀,家里的田也荒废了。回来不回来?这曾是他的一块心病。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扶贫力度加大,村里不仅环境变好了,还扶持电商产业,我回来能找到用武之地。”2015年底,李光宝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订购6台电脑,办起了电脑培训班。闲暇之余,他还有很多副业:照相、打印、复印、手机贴膜……
2015年,杨毕江发现自己所打工的家具厂接受贵阳的订单越来越多,原来是旅游掀起了贵州餐饮发展的新热潮,具有复古风又环保的碳化木餐桌餐椅很受新餐馆的青睐。
回乡后,他看到乡村路网极大改善,通往村里狭窄的黄泥路变成了干净宽敞的水泥路,家乡还发展了茶产业,已有近万亩的茶叶种植基地,正在建设茶旅一体的乡村体验观光业。今年初,杨毕江通过政府贴息贷款,投入30万元人民币开起了木制品厂,生产加工专为旅游餐馆设计的碳化木餐桌餐椅。
周孝伟2016年回来时,亦感觉家乡“简直变了个样儿”: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摩托车、拖拉机、机械化农具成了标配;去年简槽村种植了2000多亩烟叶,收入800多万元,已成为全市第一大烟叶种植村;更重要的是,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新发展一亩烟叶,还会获得400元补贴;此外,马铃薯、蔬菜、禽畜养殖等都有相应的政策补贴……
回乡第一年,周孝伟种了10多亩烟叶,收入7万多元。他说,在外和在家的收入“翻了个个儿”:“同样挣7万,以前得开销5万,攒2万,现在是花2万,攒5万!”
在过去的五年间,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各地农村朝着特色产业化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人的回归步伐。简槽村的烟叶产业、长岩村的旅游产业、萂村的电商产业都是其中的代表。飘零游子的归乡心病总算找到了“药方”。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450万,约占农民工总数的2%。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看来,这说明过去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
“这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过程。”吴国宝对中新社记者表示,要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去农村创业,关键是要增强农村吸引力,增加农村发展的机会。“这就需要在政策、体制、资源配置等方面为青年返乡和下乡创业提供更有利支持。”
周孝伟今年的烟叶种植面积扩大了,从年初到现在一直没停下来:修整到地里的路、耕地、烟叶育苗、移栽……他说回来后人精神多了,干活儿也有劲儿了。
作为长岩村第一批回乡创业者,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杨毕江的木制品厂月收入就达2万元。处于创业起步阶段的他对当前成绩很满意,也看到了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5月底,李光宝与村委会合作的网店即将上线,同步上线的第一批产品七彩马铃薯正在加紧收获、包装,这也是萂村第一次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
因乡愁而渴望归来,因机遇而选择留下,这是中国乡村80后“城归族”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广袤的村野大地上,这样的归来故事正在陆续上演。
(原题为《中国80后“城归族”:因乡愁而归,因机遇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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