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古惑仔”的日常江湖

	底层学校仍然上演着“逃学威龙”和“古惑仔”。这群乡村熊孩子，把老师看作社会的淘汰品，组织“兄弟帮”、“霸王团”、“流氓会”，甚至“操纵”了班干部选举。 　　文/李涛 　　“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下课后不约而同地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 　　“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学生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他的体型很像电影里的‘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台下有人小声调侃。这群学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 　　这里是云乡学校，西部一个偏远农业县的一所农村九年制学校，我带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课题来到这里，进行3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 　　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读书无用论越盛行。（图/视觉中国） 　　乡村唯一的“知识代言人”，在底层孩子们的眼里是社会淘汰品。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云乡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我帮代课一周。当我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打闹的38名孩子，竟然集中起注意力。但两天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节奏，我刚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段长句，他们就在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等我转身，又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人睡觉且打呼噜；有人摆出各种不屑的姿态，或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折各种纸花；有人津津有味地看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老师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哄堂大笑；还有人把课堂提问的机会当成个人喜剧表演时刻。 　　我算了算，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维持课堂纪律，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在意讲了什么，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同学的干扰。 　　我和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些学生已经很给我“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他们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 　　乡间少年瞧不起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教师。“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九年级男生张洋用蔑视的口吻说。 　　“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得多累啊!”也是九年级的男生叶顾这样描述他的老师。 　　乡村少年的叛逆，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子弟更甚。农村老师收入待遇和身份地位，强化了学生们“读书无用论”的逻辑。 　　留守儿童舆情事件类型年度趋势。（图/财新） 　　“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具。” 　　对于这群不爱读书的孩子，如威利斯所言“乐子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云乡少年“找乐子”的本事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小子和北京子弟们。他们不仅擅长与不同学科的老师周旋，还知道如何在犯错后顺利过关或从轻惩罚。 　　这天中午，九年级的杨朗因为和女同学分手而在宿舍“借酒浇愁”，下午的英语课上，他酒劲发作，越来越难受，而距离下课还有难熬的20多分钟。正好老师肖翩在讲解一个从句的用法，用的案例是杨朗所熟悉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杨朗于是借着酒劲站起来大喊一声“music”，便边跳边唱并迅速地向教室外的厕所移去。师生们刚开始很惊诧，但很快被他夸张的舞蹈逗乐，在哄堂大笑中杨朗成功跑路。 　　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已经下课，肖老师单独盘问他，并察觉了他喝酒的事情。但杨朗有自己的法子，他将这件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成了一段类似神雕侠侣中杨过学习“黯然销魂掌”的“侠骨柔情”的段子，很快就将年轻的老师逗乐了，办公室中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杨朗顺势央求老师不要告诉班主任老师。 　　但常规的“找乐子”显然不能满足云乡少年。他们故意敲碎门窗玻璃、用石子打坏走廊上的灯、用热水浇死宿舍区的树、把墨水泼到教室外的白墙、在教室黑板涂“502”胶水……这些都是为摆脱无聊而寻求刺激的“好办法”。 　　2013年11月，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云乡学校安装了8个摄像头。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2009年12月，重庆涪陵警方破获一在城区专撬门店门的盗窃团伙，团伙头目年仅13岁。（图/视觉中国） 　　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告诉少年们：“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打算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摄像头的存在威胁了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他们开始警惕自己是否真的处于监控范围。过去，他们喜欢在厕所外和厨房后边那两块空地，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摄像头安上以后，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他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用一种表演的方式，表达对官方规训的嘲弄与反抗。 　　“兄弟帮”和“霸王团”为抢热水而打架，和“流氓会”为晚上打呼噜而打架。 　　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更让人头疼的是学生中暴力化的帮派现象。 　　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不同村落，住宿生活中时常发生暴力冲突和财物丢失事件。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强迫他们打水、洗衣，夏天甚至让他们到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抢被子来盖，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三人挤到一张床上取暖。 　　为了抵御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学生施展“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又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集体镇压。 　　他们会郑重其事地给对方发送“挑战书”或“邀请函”，并确定本方参与群架的时间和人员，同时要求对方在“应战书”上签名并按下手印。同年级和同班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青少年学生常常在抱团反抗中获得归属感，类似团体在“快手”等视频软件上收获了不少拥趸。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的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欺负，他们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成员都是自己班同学，后来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现在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入会”，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在一起玩闹，混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被欺负，帮中其他成员要帮忙，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算退帮了。 　　所有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必须每天有人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比如今天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昨天打坏后门的玻璃，前天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筒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得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也没有办法。 　　如今，“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而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新帮派，正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熊孩子”、“问题少年”、“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电一电”就能解决的。 　　乡村少年的非正式群体 　　除了“兄弟帮”、“流氓会”、“霸王团”这样的帮派，在云乡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有三种： 　　“师徒制”——基于学校所反对的“灰色经验”，比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恶作剧经验等，形成的师徒关系。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宣告破灭；“师徒”之间关系也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角色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亲戚制”——彼此互认“姐弟”“兄妹”以建构紧密联系。八年级男生张秋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他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个人魅力，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 　　“情侣制”——在这样的底层学校和封闭式管理中，学生们以“恋爱”去解构枯燥乏味的日子。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情侣”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早恋的。最早的“情侣”出现在三年级，六年级孩子可以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