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那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呢,我也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会是一个建筑工地的一个搬砖的。
77、78的这种高考,它把一个像草节子一样和沙子一样的刘震云,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把他荡成了一个作者。
没去搬砖的刘震云,把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写进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
在这篇作品里,刘震云写了一群和他一样的青年,他们游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找寻着命运的出口,高考来了!在中断十余年之后。“ 刘震云:“所有人知道有这个机会,所有人都想来参加这种考试,没有再像1977年和1978年每一届有那么多的考生,11年的积压,突然出现另外一条通道,是知识的一个通道,给人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因为大家一无所有,当世界出现一种机会的时候,他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给抓住。”
电影《塔铺》剧照,一群准备抓住高考机会的青年听校长讲话。
1.戈壁滩上的绿军装
14岁时,因为长得高,家里给虚报了年龄,刘震云参军去了甘肃, “那基地全部是戈壁滩,特别的干燥,嘴唇好多天全是裂的,老是流鼻血。但是,那里总是比在河南的农村好一些,因为在那儿,你起码能够吃上白馍,所以虽然生活环境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有一项比较好,就是有时间可以学习。”
刘震云当兵时照片。
在戈壁滩的日子,战友兄弟的宽厚润泽着刘震云,这些暖意也浸润到他后来的作品里。
刘震云:“我们连队厨房那个地方有一盏灯,还有我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是烧锅炉的地方,那里烧锅炉的是个河南的上蔡人,叫李上进。”
记者:“在您的《新兵连》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
刘震云:“对,我为了纪念他,我就给他写进去了。他夜班饭就几个包子,就是在那个烧的锅炉旁边上搁着,烤得很焦黄,味道也挺好的。我进去了,他对我说,‘你吃一个吧’,然后我就吃一个,‘你再吃一个吧’,我就再吃一个,他说,‘你再吃一个’,我说,‘我不能再吃了’。”
记者:“吃不下了?”
刘震云:“不是吃不下了,我吃得下,一共五个包子,我都吃了两个,我说我全吃了的话,你吃什么呀。你看,他就对我特别的宽厚和善良。”
在刘震云一部作品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风从哪里来,风在我心中。在得知恢复高考后,已经当了5年兵的刘震云心中,有风轻轻拂动了。
“ 我也知道77年可以开始高考了,我就跟我们副指导员万为东谈,我说,‘指导员要不我别当兵了,我回家去考试去吧’,他说,‘你回去也行,因为我也给你用不上劲’,所以我就回家了。”
2.一家两张通知书 父亲威风了
回到河南老家,刘震云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白天上课,夜晚复习。
那盏小煤油灯,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他得去延津以外的地方, “就是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寒风吹着,窗户密封的又不太好,所以每一个考生都跟一个小鬼似的,就在那影影绰绰。第二天早晨,你发现每个人鼻子里全部都是那个煤油灯,就是熏出来的那种特别黑的那种东西。”
刘震云当兵时,与外祖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合影。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大学。
这下子,刘震云的父亲威风了!
刘震云:“我没什么,我弟弟也没什么,就是我父亲疯了。他就拿着两个录取通知书蹲在街头,然后碰到人就说,‘你看这个事这很难办’,人家说,‘怎么了老刘?’,他说,‘你看吧,这个录取通知书有时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帮我看看,你看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其实,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肯定写的特别明白——在重庆什么什么哪个地方,人家说,‘老刘你家好事啊!’我爸说,‘这不是好事我发愁啊,人家说老刘行了’。”
记者:“他有点不明白?”
刘震云:“他怎么会不明白了,范进中举嘛,就是显摆么!”
父亲在街头蹲了好几天,刘家的喜悦令周围乡里啧啧羡慕。儿子中了“状元”,就能去大城市,就能有工作,就能找上媳妇。
刘震云:如果没有高考,那像我们家确实都存在非常大的这种生活上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弟兄三个在农村生活,确实找媳妇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父母,其实给他们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原来两个儿子怎么娶媳妇,我一共是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小妹妹,因为我跟我弟弟差两岁,我们逐渐长大了怎么找媳妇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一年,就把我父母解脱了。
3.高考关系千百人的命运
刘震云在北大。
考上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了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
在北大上学时,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特意找到学校来看他。刘震云从12元的助学金里拿出7块钱,请老大哥吃北京烤鸭。
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 “他说,‘小刘,我来北京,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当时我一摸信封还挺厚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我说,‘指导员这、这、这不合适’。他说,‘怎么不合适,走吧!’然后我就装起来了,我就走......我突然又转身,我想起来了,‘指导员再见!’我给他敬了个礼,他也给我敬了个礼。”
未名湖畔的这个军礼,烙在了刘震云的心里。
“ 我走了好远,回头看,指导员还在那儿站着呢,回到学校,我一查70多块钱,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干部,他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块钱。所以,可以说,77、78年的高考,就是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可以改变的基础。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它的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这种奇妙的这种变化。”
4.从“状元”到作家
以高考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塔铺》开启了刘震云的文学之路。他的这篇代表作,恰好诞生在恢复高考10周年的1987年。这或许也是他内心的一个敬礼。
从《塔铺》,到《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有评论说:刘震云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尽管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但1978年的高考,在他眼里,或许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座奖杯。近40年过去,说起高考,刘震云还是兴味盎然。
刘震云:“百分制的话,我每科都在80多分,历史、地理分都不会低,比如像87、88,数学的话好像也是86分。”
记者:“一下就把别人拉下去了。”
刘震云:“嗯,把分就拉上去了,所以我是河南文科的状元嘛!”
记者手记——刘震云的笑
初识刘震云,应该是1997年在电影《甲方乙方》里,那时我还在上学。电影里有一个因为娶不上媳妇,所以想把自己饿死的人。这个人的扮演者就是来客串的刘震云。
为了让他重燃生活的勇气,冯小刚扮演的造梦的导演,给他虚构了一个神秘美丽的“阿依吐拉”公主,并告诉他“阿依吐拉”公主愿意和你结婚,但是政府不同意。这时,刘震云扮演的这个角色顿时眼睛亮了起来,他痴痴的笑着说:“那我要是愿意呢!”葛优扮演的角色立刻说:“阿依吐拉”是有主的!
这时,“刘震云”先愣了一下,然后眼角眉梢又挤出了一个有些“媚”的笑容,“去!”
这两个笑容,让我记住了一个在社会底层生活、直愣、简单又憨痴的小人物的形象,也让我记住了刘震云,但捧着习题的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真的遇到银幕下的这个演员、作家刘震云。
就算在遥远的欧洲,也可以随处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刘震云老师的著作。图为《我不是潘金莲》(捷克文版本)。“什么是文化的力量、笔尖的力量,也许就是跨越国界,将我心里的话说给你们听吧。”
第二次偶遇刘震云,是去年1月,在印度的“新德里书展”。彼时,我已经工作了十年有余,自认为拜读过他的各种小说。在书展上,他是嘉宾,我是记者,在他发言后,大家都争着与他合影签名,我也不例外,虽然是记者,但也追了一把星,刘震云对他的读者们也是来者不拒,笑盈盈的与所有人合影。
这个笑容温暖、真实,让我记住了这个恒河边的书展,也再次记住了刘震云。当时,我想,我在新闻报道中,经济和科技新闻更多些,大概从此以后,鲜有机会与书展外的这个大学老师、作家刘震云有交集。
第三次寻找刘震云,是今年2月,为了向恢复高考40年致敬。频率精挑细选,定了十多位在高考40年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报道,刘震云作为1978年河南省的高考状元,也作为文科领域的代表,被列入报道计划。学中文的我有幸参与了这组报道,对刘震云专访。
于是,在频率项目负责老师和各种朋友的帮忙和支持之下,开始多方打探他的消息。从荷兰到俄罗斯......他的脚步遍布各大洲,我却无缘与他见面。终于,今年4月初,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阅读推广形象大使新闻发布会上,他作为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在台上出现,我坐在台下采访。
当主持人提到,这位从河南走出的著名作家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备受欢迎,例如:在阿拉伯,因为当地把红灯区给关闭了,让妓女们都去做了护士,所以《我不是潘金莲》被翻译成了《我不是个“护士”》,台上的刘震云浮上了一个狡黠而会心的微笑。
会后,我抓紧时间表达了希望采访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作家刘震云的意思,遗憾的是,他因为时间不凑巧而婉拒了我,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第四次采访刘震云,是今年4月底,机会来了,刘震云在云南为新作而做最后的修改,而我可以在苍山洱海边采访他,一个鲜花掩映的小楼中,我见到了以前从没有见过的他的很多笑容。
甘肃“东风航天城”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原来他当年当兵的地方就在甘肃“东风航天城”,这也是我在此前报道中,每年要去很多次的地方,就是那个1月份我在那里采访火箭发射,穿着三条裤子、两条袜子、一双靴子,在外面站了十分钟,脚就被冻麻的地方。(第二天,我立即又加了一条裤子,结果腿差点塞不进靴子去了,费了吃奶的劲才拉上靴子拉锁)。
那个地方,对刘震云来说,却充满了温馨的回忆,除了能有“白馍”吃,他在那里还知道了“高考”的消息,一边说着,嘴角自然上扬。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家乡——离河南省新乡市不远的塔铺,是一个那么美的地方,孩子们是如此渴望学习。
就像刘震云告诉我,“傍晚在散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孩子有的在河边,有的在庄稼地里,都在看书,在学习,暮色中,这些孩子慢慢地说着话结伴走远了,天从上面黑了下来(不像城市有路灯,所以天是从地面开始黑的)”。
说到这里,刘震云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当然因为考生太多了,最后好几百人才能录取一个。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原来,刘震云的父亲当年在农村公社做小干部,老人最操心的也是子女的婚事,刘震云说,“高考对我父亲冲击最大”......在得知自己与弟弟都考上大学后,父亲的反应,真的就像中了举人的范进,父亲在街头的蹲守代表当时人们对生活的另一种宣泄,这段回忆中的刘震云的笑容是释然、也是他特有的黑色幽默。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原来高考给那么多人带来的不只是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要为命运再搏上一次的冲动,恢复高考后,这些“越过龙门”的孩子,被历史改变的同时,后来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在改变着历史。对于这些曾经的流年,包括高考后,自己在北大盛大开场的未来,刘震云看似平静的笑容背后却似乎有事悬在心头。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原来每个大学的中文系都差不多啊,在新生入学时,都会告诉学生,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吕书湘、王力、亚里士多德,他们能够给予学子的是知识、思维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培养,而不是教你如何写作。
在写作上,还是要靠自己下功夫。刘震云多次对我强调,自己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作家,“不久前,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兄长对我说,你的写作刚刚开始,这个是当时能撞到我神经的一句话,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写作这么多年,是有盲目地地方的,但是最近,也在慢慢改变,所以,我还是个初学写作者,是一个作者,离成为作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反正成为作家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作者刘震云的笑容真诚、善良!
(原题为《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刘震云:如果不是高考,我可能在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