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春。广州日报 图
年轻时,他什么都不在乎,包括自己的性命。
一个人盘腿而坐的时候,他会想起二十几年前,带着四五十人大摇大摆走进夜总会,吃“摇头丸”、唱歌跳舞,人群簇拥着他,齐声喊“三哥三哥”。那时他二十岁出头 ,随身带着“小弟”,每天都在找新的“刺激”。
他吸毒、贩毒,摔断了腿;被劳教、被送监狱服刑,反复戒毒不下二十次;女儿长到五个月大也没抱过一天。
海南人周庆春身材瘦小,颧骨突出,他的两颊凹陷,眉毛很淡而眼神锐利。别人都说他是“黑社会大哥”,他说为了讨生活,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现在,他穿着一套不起眼的运动衫,上衣拉链规矩地拉到脖子底下。围绕在他身边的“兄弟”,年纪也都大了,有人在坐牢,有人被枪毙,还有人被打死,没有几个过得风光。
站在各处的讲台上,他反复讲这些往事,当做反面教材讲。
去年,周庆春被广东省义工联评选为“十佳志愿者”。别人对他评价最多的一句话是:“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
【一】
14岁时,周庆春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他不敢回家,成天和街头混混待在一起。
15岁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被人打了,他带着七八个“弟兄”把人脾脏打裂了,警察找不到他,父亲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带着警察在出租房里抓到他,他被判了五年,被关进广东省少管所。
刚从监狱出来,他也试过走“正路”,到姐姐开的发廊洗头,他劝周遭兄弟不要再打架。但他们都说:“你现在这样说,以后打架肯定比我们还凶。”
半年后的一天,三个朋友被打的鼻青脸肿跑去找他,其中一个是从小学就跟着他的同学,他讲“义气”,叫上二十几个弟兄去替他出气。
靠着“威信”,他成为“帮派”的核心人物。身边的一众兄弟给他起了外号,“龙坤三”,“龙坤”是地名,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龙坤三”被赌场老板选中看场。他整日穿着黄色铆钉西装,锃亮的皮鞋招摇过市,抹满摩丝的长头发齐刷刷地梳向后脑勺,进出的都是舞厅、赌场和酒店。
赌场有人闹事,他被要求“维持秩序”。才二十岁出头的他砍刀劈下去,把人的手筋砍断, 他身边的朋友则被对方开枪击中。
整天都是打打杀杀。
“搏命换钱”的日子他并不享受,“为了生存”,过完一天算一天。
他手段狠辣,别人惹上他,他绝不手软。有一次,他在舞厅里面玩,被一个“嗑药”的人不小心踢了一脚,他觉得颜面丢失,出去打电话叫来几十个人,把那人揍了一顿。
很快,周庆春就成了大家都在讨论的“地头”,身边聚集了一帮小弟,统统以“朋友”相称。
为所谓的面子和“义气”,“把自己的命看的很不值钱。”21岁时,他扮演一个杀手,在深圳街头帮朋友追讨债务,那时他觉得自己就跟电影古惑仔里一样。
1989年的秋天,他第一次接触毒品,一发不可收拾。“古惑仔”分“嗜仔”和“打仔”两帮人:一帮人打架,一帮人吸毒。他身边的五十个人几乎全部吸毒,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四处打架。
后来,他染指上毒品生意,奉行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公平”。他过去砍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追杀。
25岁时,警察抓捕他,他直接从四楼跳下去,逃过了抓捕,但左腿膝盖被缝了70几针,半年时间里不能弯曲。在记者面前,他掀起裤腿,膝盖上露出一条长长的疤痕,像一条蜈蚣横趴在膝关节处。
摔断腿了,他不敢再贩毒。
但毒瘾就像魔鬼同行。发作时,他蜷缩在床上,身体忽冷忽热,整晚迷迷糊糊,脑袋一直胀痛。他靠追债,打劫筹集毒资,吸了又戒,戒了又吸。
吸毒二十几年,他去过强制戒毒所七次,医院至少九次,反反复复戒毒二十几次。
2009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戒毒所戒毒,被毒瘾折磨地死去活来。有一次从戒毒所回家,他毒瘾没彻底戒断,即使吃了药,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母亲切好西瓜端给他,他心里烦躁,把西瓜扔了出去,母亲在一旁抹眼泪。
【二】
“如果可以重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有如果吗?”他反问。
周庆春今年49岁,一直到过了四十岁才结婚。过去,他一直说自己忙,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至于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曾有三个女人为他堕胎九次。还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家人给他选定了结婚的日子。出狱两个月,他和林燕举办了婚礼。
那时候,周庆春在赌场看场,林燕在赌场里面“跑单”。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他俩后来就在一起了。
妻子比他小11岁。19岁就跟着他,为他堕胎三次,之后有五年没有怀孕。林燕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农民,他们的训诫是,认定的人就要跟一辈子。
林燕看上去小巧俏丽。她知道周庆春在外面打架吸毒,整日为此提心吊胆,“孩子生出来,要是他被抓被枪毙,孩子就没有爸爸了。”
她每天等着外面的男人回家,但男人每月至多回家四天,每天只待三四个小时,换件衣服就离开。女人摆上桌的饭一口也没动。
白天和晚上,他少有时间回家。从家里到往外走200米就是酒店,晚上玩累了,他直接和其他女人住酒店。
林燕自认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男人,有一段时间她跑到新加坡,躲了三个月,最终又“认命”回到了海南。
刚生完孩子的几个月,周庆春很少回家,整栋楼只有林燕和孩子两个人,黑黢黢的夜晚深不见底,孩子一哭,她整个人变得烦躁,歇斯底里地吼起来。
孩子五个月的时候,她想离婚。那时,周庆春的姐姐反复劝说,会把“完整的老公”还给她。姐姐信佛,坚持要带着他到广州的一家基金会学习传统文化。
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到广州做义工,林燕抱着孩子陪着他去做义工。当被问她为什么愿意一直跟着这个男人,她双眼盯着地板,沉默了片刻。
周庆春的说法是,孩子的哭声,妻子的吼叫声,让他陷入自我追问:女儿出生后五个月的时间里,周庆春没有抱过她,没有给她冲过奶粉或洗过尿布。
那次,他定定地站在家门口,愣了几分钟。回过神以后,又想了好多,想到女儿将来要长大,怎么做人。用他的话说,那个画面把他唤醒了。
女儿八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到基金会学习,课程结束之后他决定留在那里做义工。
过去,每次抱起女儿,女儿就要哭着挣脱他的怀抱,就像对陌生人那样。现在,他陪着女儿入睡,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安眠曲。
这天夜里,她女儿发烧了,39度,他翻来覆去为孩子擦洗,用脸贴着女儿的脸,学着孩子的语气和女儿交流,想减轻她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在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这一问题上,夫妻俩上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带孩子上医院,而周庆春反对打针吃药,他坚持要先用“土办法”,退不了烧再去医院,争执不下,最后他还是跑到附近市场买了几颗生姜,按照“土办法”在女儿胳膊上揉搓。
他常抱着女儿唱一首歌:“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都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你要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这首歌也是唱给他自己听的。
【三】
“龙坤三”离开了家乡海南,成为了“后学”。
“周老师是资深义工,做了好多年,比我们资历都老。”义工刘峻峰当着周庆春的面说。
“哪里,我是没事做的人。” 周庆春声音洪亮,看起来彬彬有礼。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东莞和深圳做义工,母亲也从海南过来,一家人挤在出租屋里,来回搬家三次。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基金会的小院儿里度过,厨房和宿舍两点一线。
基金会开课的时候,周庆春清晨五点半去厨房,准备好当天的食材,做饭炒菜端盘子,当一天厨子。妻子则和他一起在食堂帮忙做饭,配菜,炒菜、打扫卫生、带小孩,做财务和采购,
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惑的年轻人找他聊天,广东湿热,院子里蚊子多,趴在他胳膊上吸血,他和来访者站在基金会大院里的空地上交谈,不时用手挥打蚊子。
“我从未见过另外一个人改变得像他那么多。”刘峻峰说。
基金会里设有一个“传统文化师资班”,只有上过这堂课才有分享资格。周庆春一直不敢报名。原因是“师资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写自传。起初他没有勇气写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又自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
“他是最有资格的。”刘峻峰说。
周庆春握着笔,颤颤巍巍写下几个字,遇到不会写的字,直接跳过去。再向其他义工打听遗漏的字怎么写。前后两天时间里,他写完了1000多字的自传。
见到的人,他都以“老师”相称,所有人也称他为“老师。”
周庆春和女儿在基金会的教室内。记者 袁璐 图
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东莞、深圳的寺庙,医馆当义工,和出家的师父聊,在东华寺,他有了自己的法号“明证”,接触了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周庆春文化低,记不住多少东西,但把“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记在了心里。
在东莞的时候,他握着母亲的手一起看电视,给母亲洗脚,修指甲,一开始母亲觉得别扭,几次之后才习惯儿子的转变。他牵着母亲的手,一起散步,母亲翻来覆去讲着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听着大笑,装作总是第一次听的样子。
2014年,周庆春得知母亲感冒咳嗽,甚至尿失禁,他心里紧张,从那时起连续吃素两年。直到母亲好转。
其他家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哥哥不再冲他吼,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目中无人。年轻时,他很崇拜自己的哥哥,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以德行为重。”但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
如今每次半夜回到海南,哥哥要开车接他,他不同意,自己叫了辆计程车。
刚到广州做义工半年后,他春节期间回到海南,过去的兄弟们又聚上门来。好多人觉得他变傻了,劝他回去赚大钱,否则会被社会淘汰。
周庆春觉得自己现在还影响不了那帮兄弟,等将来有机会,他想亲自教那些朋友读书。他觉得他们还在梦里,“没醒”。
有些兄弟几年没见面,半年通一次电话,才知道哪几个“往生”了,哪几个被抓了。
2006年,他见到曾经一起从少管所出来的弟兄,不少人也在吸毒,有人在澳门放高利贷。“过得很辛苦、不幸福。”
说到过去,他有些不安。他有时候会困惑,为什么自己当初会一直往下走,走那么多年,那种习惯累积几十年,为什么又可以改。
过去的很多事情,他已经开始遗忘,偶尔想起来一些片段,像在看别人的电影。他觉得电影是经过加工的艺术,他过的,是真实的人生。
【四】
监狱系统的警官找到基金会秘书长张华,打算让人到监狱给犯人讲传统文化。但照本宣科地诵读没有打动警官。张华把在厨房里做饭的周庆春叫了过去,他把自己的经历跟对方讲了一遍。警官说了句:“这个好!”
他和基金会里的108个人一起去到番禺监狱。监狱的铁门一层又一层,关押着四五千名犯人,密密麻麻。他一对一地跟犯人聊天,讲传统文化,讲自己和女儿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讲不出大道理,只能讲自己的事情。通常,他会以自己沾染毒品并与之斗争的经历开头,以劝诫人们读“四书五经”、“多读书”收尾。
至今,他一共分享过四次,一次是在学校,三次是在监狱戒毒所。
平时,他很少讲这些,身边知道的义工多了,不时追问他,也有人请他去社区,单位和企业宣讲,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只有在戒毒所和监狱待过的人才有共鸣。
尽管他努力摆脱过去,但过去如影随形。
有一次他住进深圳福田区一家酒店,到前台登记身份证后,晚上,警察来了,随后把他带到了福田派出所,拍照,扫指纹。
每次坐车检查身份证,一查系统里存有案底,他都会被警察带走查询。刚开始他感觉紧张、尴尬、难为情。直到2014年的一天,他从东山寺做完义工回到罗湖汽车站,穿着一身唐装,背着布包。上车的时候,他被人拦住,说要带他去警务室验尿。检查结果出来后,证明了他清白。周庆春反倒给对方鞠了一躬,说了句“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检查的警官愣住了,反过去安慰他。“因为我对别人的恭敬礼貌换回别人对我的尊重,不被歧视了。”
现在,他尽量不住酒店。过安检的时候,他会直接交待自己有案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恍恍惚惚地过了二十几年,他开始思考,人应该要有“正念”,为他人多做一点事,还有怎样让心静下来,更包容。他带着两个小弟到基金会学习国学和当义工。一个是他家族的晚辈;一个是他朋友的孩子。
朋友的孩子因为贩卖“K粉”被抓,被关进看守所。出去后曾经跟着周庆春做毒品生意,后来又跟着他到广州做义工,几个月后回家乡当起了外卖小哥。
2014年4月,周启健刚从劳教所出来,就被周庆春带到了基金会做义工。
28岁的周启健选择留下来当义工,他看到了周庆春的改变。“我很少见到有人回头,都是一条道走到黑,像他现在能坐下来打坐,修心,能回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现在一有空,周庆春就会打太极,静坐,参禅,学弟子规。他的枕边堆放了一摞禅修的书籍。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查字典。三年前,他看完一本讲述修行的书后,又跑去寺庙找到法师本人,和他一起禅修。
他的枕边放着两台小型录音机,里面录着法师所讲的佛法和心经。不看书的时候,他就打开录音机,一遍遍循环播放。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和他眼中的“恶”作斗争。当然,他有新的烦恼,比如人生的方向。但他转瞬又想,不要给自己设框,一切随缘。
去年,广东省义工联评选十佳志愿者,基金会的人把周庆春报了上去,他被评选上了。后来发了2000元奖金到银行卡里,他一直没去看。
颁奖的时候,他在露天广场站了几个小时。他想,要是以前,他绝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