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炒作的年节 文/唐秀玉
如果把股票拿给母亲炒作，恐怕被套牢的人会更多。单是“过年”这一股，她就把我们给牢牢套住了，无论涨跌，总抛不出去。才到秋收时节，“过年”就纳入了母亲的工作安排。谷子还在打谷场上，母亲就把过年吃的那一堆给划出来了。过年要吃的是最香的红米饭，那是家乡特有的一种古老稀有的稻谷品种，叫“小青王”，谷苗与其它谷苗不同，绿中带黑，谷穗、谷芒亦不同，穗、芒皆紫，谷子碾成米是粉红色，煮成米饭还是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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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米饭那殊异的味道是任何大米无法企及的，包括现在的紫米、香米都逊色太远。它糯而不腻，软而不烂，香而不熏。村里只要谁家一煨红米饭，满村人都会禁不住咽口水。可是红米的产量极低，种植过程中极难伺候，而且特别爱惹病虫害。可是为了过年，母亲不管千难万苦，并且不计成本，总是要单独种植一畦田，单独收割，单独打晒，单独装柜。所以，每年才刚开始收谷子，我们似乎就闻到了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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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变换，母亲的劳作方式也随着变换，但归根结底总是围绕着过年。秋收完毕，母亲除了早晚去菜园子里栽种、侍弄菜蔬，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料理。又红又大能卖好价钱的辣椒要仔细挑拣出来，逢街天背到街上去卖，卖得钱便扯几尺布，这块青布给哥哥做裤子，那块灯芯绒给姐姐做缝衣裳，这块花布给我做棉棉袄……当母亲叫我把院子扫干净，看着母亲趴在阳光下铺着塑料布的地上给我们裁剪衣服时，感觉年更近了，它似乎就蹲在母亲的针线筐里，看着母亲裁剪着不同形状的布片就像裁剪着不同形状的日子，等母亲把这些日子全部缝合在一起，那就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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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过年那天，新衣服即使缝起来母亲也不让穿。钉完最后一个扣子，母亲一般都要叫我们试穿，看看合不合身。衣服一般都会有点大，但母亲说我们像小嫩瓜，一天一个样不停地长着的，现在穿着大，到过年穿就合适了。试穿衣服只许一会儿，在还没有沾上一丁点儿体温的时候就要脱下来，被母亲将它折叠收起锁进柜子，说什么都要等到过年。每次试衣服，我就觉得被“过年”袭击了一次绑架了一次，那个盼、那个等的心情，只恨“年”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什物，不然就一把把他或它扯到怀里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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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腊月间，母亲似乎从不睡觉。其实，她肯定是睡的，只是我们见不到而已。因为每天晚上我们睡的时候，母亲要么还在熬糖，熬出糖稀要粘爆米花、核桃仁等，作为我们过年期间的糖果零食。要么母亲就还在连夜煮甜白酒，甜白酒相当于现在流行的饮料，类似可口可乐、花生牛奶之类，也是过年期间特别是元宵节煮汤圆饵块的汤料，是招待年节期间相互走动的客人的非正餐但却是必须的食物。而早上，无论我们起多早，母亲早就在做事了。有时已经煮好一锅要把过年猪催肥的猪食，有时已经挑满了一大石缸清水，有时甚至一大家人的早饭都快要上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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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临近，母亲不得闲，也不让我们闲着，量力而行分担家务，大姐拆洗被褥衣物，母亲细细交代要先洗奶奶的，蚊帐也要洗，被耗子咬破的洞要找针线补严，总不能留分毫脏的、破的东西过年。哥哥要砍柴，要把山拗口自家烧木炭的那口窑子装满，年前务必烧出木炭，年才能过的红红火火。弟弟喂牲口，每天放牛时撕一筐青松毛，年夜饭是在清香扑鼻的青松毛上吃的。妹妹最小，但仍然有事干，母亲叫她把南瓜瓤里的瓜子挤出来，洗干净在筛子里铺匀，搁到院墙上晒干，过年时把秋天就收了吊在楼杆上的葵花籽拿下来一起掺合了炒熟，作为茶余饭后的家人及来客们的闲聊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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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母亲从未安排我专门的工作。可能由于我太笨，做什么母亲都不放心的缘故吧。所以，我总是在奶奶、母亲、父亲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中间穿杂。奶奶梳头盘髻绾头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只要我给她弄；母亲在大灶上滤豆腐要我帮她支架子、舀豆浆、舂石膏；父亲写春联要我给他磨墨、裁红纸；哥哥掸尘要我帮他扶楼梯、支凳子；姐姐装订被子要我帮她铺棉絮；妹妹玩的抛团（类似现在的儿童拍打的小皮球玩具）散了要我帮她扣紧；就连弟弟打陀螺的鞭子坏了也要我找苎麻搓绳子给他重新系上。本来无事的我似乎更忙，却忙得不亦乐乎！
物换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母亲那双“过年”的操盘手现已筋起骨凸，已是耄耋老人的她再无力掌盘。但每至年节，我们兄弟姊妹家家仍然持着母亲曾经独自经营上市发行的那支“过年”股，百里、千里奔回老家，一直履行着这个过年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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