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个体户”陈佩斯：我经得住检验
陈佩斯老了。眼前的他眯着双眼，一小撮白胡子横在口鼻之间。他手里端着不锈钢水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阳光刚好落到他的左肩上。偌大的排练厅里，几名年轻演员正在紧张排练几天后将上演的舞台喜剧《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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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佩斯的第一部话剧，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2001年推出后至今演了几百场。
在这十多年里，他还演了《阳台》、《老宅》、《戏台》……春晚舞台上“吃面条”的光脑袋小人物转入话剧大舞台，但说的、唱的、演的还是老百姓的戏。
坚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心里有谱：别人拍大时代电影时，他拍喜剧电影；相声流行时，他搞小品；别人往电视荧幕挤，他往话剧舞台上走。后来，他开办喜剧培训班，招收学生，一起走到最后的同行者寥寥几人，他知道自己难逃孤独。
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63岁的陈佩斯5点多起床，6点吃完早餐，经过“太太审查”后，他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衣出门了，手里握着一支牙膏和牙刷迈进排练厅。
那里是他一天的喜剧战场。
“等等，再来，再来”
“3，2，1，开幕。”陈佩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话音落下，演员开始了表演。
“你那句‘电话占线’是往回走两步了才说……稍等，看不出你那气息来”。
一名年轻演员刚讲出台词，陈佩斯打断了他，“这表演整个是不对的，要特别积极的，你是急不可耐地要表达这句话。”他边说边自己演了起来。
此时，他是一个极严苛的导演。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场电话的戏，重复排了数十次。陈佩斯的目光在演员身上游移，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变化，沉醉的笑或紧蹙的眉。“这是一个动作线和反动作线的关系，你们的动作线一定是要奔着幸福美满光明，奔着大喜悦大光明去的，这就好看了。你后面被人消解，被人欺负就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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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排演 资料图
整个排练大厅里，除了演员念台词的声音，只剩下陈佩斯给演员说戏的声音——
他能叫出每一个年轻演员的名字。演员气息不对，台词慢了，表述累赘，口型不对，节奏韵律不协调，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他一准噌的从椅子上弹起来，“等等，再来，再来啊。”
排练休息间隙，几名年轻演员互相开着玩笑，陈佩斯在一旁嚼着根黄瓜，静静看着他们。
儿子陈大愚在《托儿》里面扮演一家婚介所的年轻小老板“陈晓”。当天的排练进入尾声，陈大愚正和另一个演员对戏，父子俩因为一个位置的坐法产生了分歧。
“你应该给他腾出一个位置。”陈佩斯指着另一个演员说。
“他可以坐这边。”
“那你也不能让人家坐，你往那边，让人家坐你的位置，这个位置挺尴尬。”
“那我一会儿晚点坐。”
“也可以。”
陈大愚坐在排练厅里的航空箱上，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排演《托儿》。平时由他负责演员的排练，那天他嗓子不舒服，于是请父亲“出山”。
“他主要没有使劲排我，别人的问题大一些”，陈大愚转头对记者说，要是搁在之前，陈佩斯抠细节能抠到他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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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排演 资料图
平时在家里，父子俩常聊的也是戏和表演。陈大愚是理科生，偏重逻辑思维，陈佩斯偶尔会让他帮忙整理剧本，打字和修改标点符号，询问他的一些想法。后来，他子承父业，也入行当了喜剧导演。
“你做演员这行，必须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别人能演的东西你演不了，你就没饭吃了。”陈大愚对这行危机感的认知来自父亲，后者常说，“如果导演说你会这样吗？我不会，学去，而不是说我不会，不可以，有一个新人比你强一点，立马换，没什么好说的。”
《戏台》演了上百场，陈佩斯还是要求演员复排再复排。
大道文化的宣传经理付蕾每次看到陈佩斯从舞台上下来，都是大汗淋漓，“他年纪大了，但表演特别用劲儿，让人担心。”
“搞喜剧的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观众的笑声。”陈佩斯有一个习惯，每次从舞台上下来，都会站在侧台的幕布旁，看其他演员的演出。
“他有时在侧台看，有时在观众席，不满意他会抽时间告诉你。”大道喜剧院第五期的学生陈坤说。
在她的记忆中，每部戏巡演一轮下来，陈佩斯至少要看一场。“他常说一定不能糊弄观众，不能偷懒。”
“自我折磨”和“取悦他人”
陈佩斯做的是结构喜剧。
“不是通过搞怪的表情动作来赢得观众的笑声，而是通过故事的情节来让观众一步步达到发笑的目的。”学生陈坤解释说。
2012年，陈佩斯开办大道文化喜剧表演培训班开始培养喜剧人才，每期选拔十几个人，但最后留在喜剧舞台上的只剩下三四人。
在第三期学生钱雪莹的记忆中，学生进来后的第一堂课，陈佩斯从原始人类的进化和笑行为产生的生理机制说起，“统摄笑行为的内核就是有悲情的因素存在，优劣高低贵贱的差势存在”。
在课堂上，他给学生分析喜剧《阳台》的悲情内核。“精明人的悲情内核在哪，他相对有点笨的人，等于是残了，因为他的聪明对笨的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阳台》里，某机关处长侯建设就是这么一个人。“把他的存折一股脑都带走了，他的行动线就产生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钱丢了，这个悲情内核是能要他命的，由此，他就产生了他的行动线，要把钱找回来呀。”
早在1986年，陈佩斯在河南农村拍《少年的磨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
那时，他在一条土路上拍戏，光着脚追汽车。地上都是蒺藜，夏天是绿色的，一入秋天就变黄了，跟土地颜色一样。他一跑一扭，脚底扎满了蒺藜。“里三层外三层的上万人看我光着屁股在那跑呢，别人看着觉得好笑。”
导演喊停，他一下就趴到了地上，周围的人又笑了。他把脚上的蒺藜一个个拔下来，“围观群众乐的呀，开心的呀，都笑的不行了。”
此后，他总问自己喜剧是什么。“这么残酷这么残忍，我当时不能接受。”痛苦了五六年，脑子里转不过弯儿来。“后来强撑着把那几年的节目也都演下来了，但是心里的那个坎儿迈不过去，认为喜剧不是一个好东西，太残忍了。”
直到有一天，他再看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看到挂在墙上那张翻上翻下的床。“我想我拍一部电影，一个镜头要拍很多遍，他一个镜头拍了七八分钟啊，一个镜头完成的得拍多少遍啊。”每一个技术和小的动作环节我看的很开心，电影里的卓别林一会儿被床弹起来，一会儿被砸下来，一会儿又挂在墙上。
陈佩斯突然意识到，喜剧是“通过自我折磨，把这先完成了，再去取悦于他人。”
这些年，研究分析喜剧理论，陈佩斯慢慢地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笑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个低的弱势向强势完成，一个表示服从，一个表示放弃优越感，用我的低姿态赢得你的优越感。一笑，就是放弃优越感的时候。”
《警察与小偷》、《吃面条》、《羊肉串》这些早期作品时，他还不知道“悲情内核”，只知道反正有人倒霉就行，后来回过头分析，才发现“其实里面也有这种东西”。
最早出现在他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警察问小偷，你在哪儿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问，派出所出来去哪？小偷答，去监狱。
双方用各自惯有的语言方式去问话和回答。“我们把这叫互不干涉，两人各说各话，才能把这误会维持下去。这里有个悲情内核，小偷刚从牢里放出来，临走还不忘偷一下警服出来，就等着那保险箱砸开了，在过年的晚上去偷，有饭吃了，巨大的悲情内核；警察看走眼了，他有他的悲情在里面。”
从2005年的喜剧《阳台》起，陈佩斯开始在舞台剧作品当中运用自己的喜剧理论。他认为，喜剧是依据条件存在的。比如悖逆条件就是创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动线，然后利用另一个事件或者情况刺激导致人物行动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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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个家》剧照 资料图
后来，陈佩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电视喜剧中。2013年，他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个实验，“尝试我的很多喜剧的理论在电视上能不能用”。
拍摄现场，就像一场戏剧排演。开拍之前，他直截了当告诉导演组，演员和摄影，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场戏他不满意的时候，直接打断，拿掉TV（监视器）。“所有的行动产生了，满意了再用TV记录下来。起码我被检验，我能够经得住检验。”
这张脸
排练厅的窗户占了半面墙，陈佩斯倚靠在窗前，时而站立，时而坐下。除了鼻子下面的那条灰白色胡渣和笑起来时挤出的几条鱼尾纹，他依然高大，动作敏捷，面部表情丰富。
还是那张脸。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品《拍电影》中，扮演导演的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张脸，也曾被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时候，陈佩斯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绝，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的时候，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那张脸。
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恰好为他谋得一次机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陈佩斯的角色是一个跑场的匪兵。
那时，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他后来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的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当时在总政话剧团、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曾向媒体回忆说。
但这张脸被观众熟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他和搭档朱时茂留下了《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经典作品。不过他后来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和春晚的合作并不顺利：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曾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但都没被采纳。http://p1.pstatp.com/large/318e000c42bfc1745b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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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合作的小品 资料图
这个舞台成就了他，也改变了他，上了11年春晚后，陈佩斯和这个舞台决裂了。1998年他和朱时茂出演小品《王爷与邮差》后，再没有在春晚露面。
第二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张状纸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全资国企）告上法庭，状告原因是对方未经作者授权，在发行的光碟里收录了他们在春晚舞台表演的8支小品。
2001年底，二人胜诉。“我们不是什么斗士，千万别有这么高的说法。我们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个‘不’字，对自己被侵权表示愤慨和不允许，仅此而已。”陈佩斯在接受腾讯新闻采访时说。
除了这场官司，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揣测和流言。有人说他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只能去北京郊区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
事实上，那片山在风波前的几年就承包了，他在那买了院子，是周末常去的一个家，想在山林的环境下“使自己安定下来”。山上种了果树，朋友们常来采摘，但没靠这座山赚过钱。
陈佩斯仍然在开拓自己喜剧的疆土。
喜剧“个体户”
他说，自己走上喜剧道路，“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
1991年，陈佩斯脱离体制，单打独斗，在海南注册成立了一家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取名“大道”是因为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这是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2001年，成为喜剧“个体户”的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这种演出方式有点类似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
“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
同年，陈佩斯带着喜剧《托儿》行走全国。那是中国话剧的低谷期，体制转型，人才断档，话剧演员纷纷在外演出电视剧。陈佩斯说，无论什么行业，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少数，他看得开。
《托儿》在第一轮演出33场后，收回投资。大道公司官网显示，该剧在全国巡演中“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神话”。至今，大道公司先后出品了8部舞台喜剧和1部音乐剧，累计巡演超过600场次，吸引了70万观众进入剧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陈佩斯打扮时髦，长发飘飘，衬衫解两个扣束在牛仔裤里。如今，年纪越大，他越返璞归真，穿长衫踩布鞋。
编剧史航曾向媒体形容陈佩斯：“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现在的陈佩斯，除了研究喜剧，演出和写剧本，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的世界很安静，每天腾出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写剧本，没事的时候宁愿坐在院子里发呆。“别人都以为，喜欢穿布鞋和中式服装的陈佩斯很古朴，其实他很现代。”跟了陈佩斯三年的助理说。
尽管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不断冒出来。这两年，小品借助综艺攻城略地，出现了多档喜剧爆款节目，但陈佩斯还是像那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入了定，稳稳地扎在舞台喜剧里钻研。
演出了数百场后，2013年，陈佩斯不再参与《阳台》的演出。对年近六旬的他来说，里面人物的动作太过激烈，“我演不动了。”
《阳台》交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专注演《戏台》里侯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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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戏台》剧照 视觉中国 资料
在他的演出规划里，有一天演不动侯班主了，他还可以选戏份较少的角色演：70岁演剧里的徐处长，80岁扮刘八爷，“90了我就演一剃头的，开场完我回去睡觉。”说完，他仰头笑了起来。
那天晚上7点半，排练结束。陈佩斯的光头上扣了一顶黑色鸭舌帽，他蹬着双黑布鞋轻盈地迈出排练厅，和演员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几天之后，《托儿》在剧院上演，由陈佩斯的学生们担纲演出，台下座无虚席。
演出那天，陈佩斯并不在场。 陈佩斯是我们那时代的偶像加粉丝，光头、小眼睛的形象至今难忘，特别春晚小品吃面条给全国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影响，只要是陈佩斯的电影、小品我就看，他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调料和味精。 我个人觉得，陈佩斯的小品贴近生活，不俗不媚。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被逼出来的。有时候，创新、改革就是要敢于被逼，直面挑战！ 愿陈佩斯的喜剧能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走进大众的心里！ 陈同志最大的缺点就是作品还不够多，培养更多的学生演译更多的生活作品，大家寄以厚望 他如果经不起检验谁能经得起。 最喜欢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没有之一！ 喜剧大师，话剧大师陈佩斯。舞台才是他的世界。 任尔东南西北风，自有前后左右中。[赞][赞][赞] 陈爷，我为您点赞！ 曾经最喜欢的小品演员就是陈佩斯，这些年一直期待他的作品能春晚看见，可惜被封杀了 中国绝对的小品大师！ 陈的小品是高质的！赵本山的小品 ……。看不懂 真正的大师级人物演十年话剧可能还不如小鲜肉演一部电视剧挣的多。 除了自我作贱的表演，你还会什么？小丑一个！！！！！ 这才是老艺术家 演艺界少有的德艺双馨 陈佩斯是好人，好汉子，好样的，永远挺您！ 应该立法！ 依法治国！ 实际陈应该回春晚的！那么多年都过去了…… 。 吧 事， 希望再次回到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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