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极右翼党二战后首登德国议院，库尔德独立公投
德国大选：默克尔第四次连任，法西斯主义者首次进议院德国大选在当地时间9月24日举行，根据德国电视台一台当晚21时50分公布的最新出口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将第四次获得连任。但是此次局面并不太理想，德国两大党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CDU）和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SPD）得票率分别为32.9%和20.8%，可能双双遭遇历史最差成绩。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AfD）获得了13.1%的得票率，成为第三大党，这是二战后首次有法西斯主义者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同时，组阁问题成了一大难题。社民党（SPD）主席舒尔茨在当地时间24日晚宣布不再寻求与基民盟（AfD）组成大联合政府，而是让社民党在新一届国会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让人十分忧虑，默克尔表示，要重新赢回那些投票给AfD的选民并认真对待他们心中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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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明镜周刊》刊出的最新民调统计结果：默克尔的基民盟得票率32.9%，比上次支持率下跌8.6%，而作为第二大党的舒尔茨所领导的社民党本次得票率20.5，创历史新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可以说成为本次最大赢家，支持率上升幅度最高——8.2%，得票率为12.9％，成为第三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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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为议会席位分配。图片来源：德国《今日新闻》网站
法国的《雅各宾》杂志在9月22日刊出一篇访谈《默克尔效应》，受访教授Oliver Nachtway指出，在默克尔极端中间派（radical centrist）路线下，裂缝早已开始出现。由于德国经济一直表现强劲，默克尔又十分专业地把欧洲移民危机和紧缩危机造成的结果成功转移到了德国边界之外，德国才得以展现出一个平静的表象。然而，在这表象之下，德国社会同样表现出像欧洲其它地方一样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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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大选之夜，默克尔向支持者演讲。视觉中国 图
默克尔自2005年开始在德国执政至今，在德国以外的世界，她常常被看作冷淡而索然无味的——绝不像一个能连任四届的魅力超凡的政治家。在Nachtway看来，默克尔是我们时代最有趣的政客之一。默克尔在其路线上以温和的撒切尔主义同激进的中间主义进行交易。决定她路线的真正关键时刻是2003年在莱比锡举办的基民盟（CDU）党代会和2005年的联邦选举。她在莱比锡将基民盟（CDU）引导到一条激进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上，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她的大部分选票。于是她不得不和社民党（SPD）联合执政，而社民党在几年前施罗德政府时期才以“2010议程”完成了休克疗法——致使520万人失业。默克尔会快发现，她没办法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上继续推进。所幸，德国资本主义在2005年左右开始恢复，持续削减的压力在那时得到了缓解。
自2005年以来，默克尔并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减少社会支出。事实上，她甚至允许引入最低工资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一些最小化的重新规定。自2005年以来，她还大大放宽了基民盟（CDU）的国内政策，抓住了许多左翼自由主义所关切的问题，如废除义务兵役、制定了促进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家庭政策、婚姻平权法案等。默克尔放弃了很多保守主义的立场以扭转来自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她在难民危机之后强化了庇护法，虽然仍然在德国和国际政治的标准之内，但至少体现了开放边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过，德国评论者戴达卫（David Demes）在《转角国际》上发文指出，如基本工资、房租价格制动法等政策事实上是在联合政府下，主要由社民党（SPD）所推动的，在公共舆论中，却被归功于默克尔。甚至连婚姻平权这个由绿党（Die Grünen）、社民党（SPD）、左翼党（Die Linke）一起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也被默克尔所收割。默克尔自身在婚姻平权问题上投了反对票，但公众所记得的，是她放下党纪的决定，使婚姻平权法案在国会进行表决才有可能。
社民党在本次出口民调中创下历届大选的历史最低水平，舒尔茨坦言这是一场惨败，社民党为能争取到传统选民的支持，也未能实现此次的战略目标。除了走不出默克尔强大的阴霾外，社民党面临的更大困境还有当年施罗德政府“2010议程”所留下来的政治负担。1998年至2005年，社民党与绿党组成了“红绿联合政府”，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推动了一系列史称“2010议程”的改革的休克疗法，促成了德国“不稳定无产者”新阶层的形成。施罗德政府完全破坏了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守护者的百年形象，另人民对该党的失望难以弥补。虽然本次舒尔茨以“是更多正义的时候了”的竞选口号企图扭转社民党的形象，但在解决“2010议程”这个政治遗毒上仍然不够积极——6月的党代会上甚至邀请施罗德前来致辞。并且，9月的大选辩论中，打“社会正义”牌的舒尔茨无从发挥其优势，辩论题目一直围绕着难民和外交政策，而于此舒尔茨和默克尔并无本质分歧。
本次大选除了聚焦于默克尔的基民盟（CDU）和舒尔茨的社会民主党（SPD）外，最令人担忧的则是另类选择党（AfD），这将是二战后首次有法西斯主义者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另类选择党（AfD）把自身塑造为德国各党派中唯一反建制的党派，加上其反难民的诉求，是对选民非常有效的动员。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2013年才建立，短短几年间，已经打入了德国16个邦中的13个议会。戴达卫（David Demes）指出，该党在成立之初以反对欧元为主，不愿让德国纳税人对其它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负担责任。事实上，该党的创立人中有不少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直到2015年，党内的新自由主义派系才被民族主义派系所压倒。对于AfD被民族主义吞噬，曾经的创始人之一亨克尔曾公开批评指责AfD正沦为“披羊皮的新纳粹主义”，并后悔“创造了真正的怪兽”。
AfD的一个策略是维持其温和、理性的公共形象，这也是他们把看似温和、开放女性候选人魏德尔（Alice Weidel）作为第一候选人推出的一个原因。魏德尔的女同性恋身份，也是AfD借以拉票、说服对其有所顾虑的选民的重要卖点。而AfD中那些曾公开煽动种族歧视的男性则较少出现在公共场后、转战幕后扮演关键角色。虽然右翼民粹政党不一定就有纳粹主义倾向，但是AfD的关键人物过去五年来曾经公开发表过的言论却应证了人们对其纳粹色彩的判断：“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会在自己首都的中心立一个耻辱纪念碑的人民（针对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当法国人和英国人能以其皇帝和战时首相丘吉尔为荣时，我们也有资格以德国士兵在两次大战所付出贡献为荣”等等不一而足。
在动员上，AfD非常单一，焦点完全放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一份研究调查发现，AfD的支持者通常有以下集中特质：对自己生活处境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主观认为自己比上一代相比正在向下流动，且对暴力和犯罪感到恐惧。该调查发现，在中等以下收入族群中，没有定期劳动合同的人更倾向投给AfD——社会底层的相对被剥夺感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促使AfD的支持率在这些群体中增长。可见，“社会正义”本该是本次大选的焦点，但在公共舆论中却似乎被忽略了，这也正是AfD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将选民的所有不满引向难民身上，并回避社会正义与经济议题的争论。本次总理候选人辩论中，难民议题占用了一半时间，教育、医疗、环保等其它议题，甚至未被提及。
AfD战略纲领在今年年初曝光，其内容反映出，AfD高层非常清楚自己的形象，其它政党对其的批评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因此他们更乐意强调自己政治不正确的边缘形象，并无时无刻创造冲突以挑衅政治正确。
这种局面留给了左翼党（Die Linke）一个巨大难题。Nachtway指出，在难民危机之后，政治建制和媒体都开始右转，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公民社会中潜在的群众运动：数百万人（以中产为主）参与到了难民工作中。左翼党一方面要应对其想要执行的左翼难民纲领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核心代表的群体——失业者与工人阶级却站在难民的对立面。种族主义当然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紧缩政策也同样塑造了很多德国人的生活经验——德国近几年在福利，基础设施等在难民的威胁下都处于悬置状态。德国底层民众不但面临着在分配问题上切蛋糕时被拿走属于他们的一块，还要面临潜在的就业竞争威胁。选民的离心力导致左翼党内部呈现出两极化，并以精神分裂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党主席在政治上和难民站在一起，候选人则对难民问题的回应则是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党仍然能保持稳定，对其自身而言就已经是温和的胜利了。
库尔德独立公投的隐患
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计划举行关于库尔德独立的公投。《外交事务》杂志本周发布《库尔德独立公投的政治》一文，作者Fantappie和Salih指出：事实上，公投结果不具法律约束力，不过库尔德领导层公投的诉求，让其内部社会和外部盟友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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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妇女儿童。东方IC 资料
这次独立公投是库尔德自治区自2005年以来的第二次尝试。过去几年，伊拉克库尔德军队反击ISIS的抵抗运动，为其领导人赢得了国际社会上前所未有的外援，也使其沿着自治区与伊拉克其它地区的边界，扩大了原本富有争议的、种族混居的领土。然而，随着抵抗运动在摩苏尔取得了高潮，国际关注将会逐渐消失。这在作者看来，是领导人发起公投的动因。
公投的诉求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群中激起了深度混杂的反应。老一辈人相信公投是库尔德人几十年来寻求自治之抗争的回报，更年轻的一代则视之为库尔德领导层企图继续掌权的政治手段。大多数人感到不安，他们在抓住这次独立机会的渴望与对提供这一机会的领导层的不信任之中撕裂着。包括记者和活动家在内的民间意见领袖都公开反对这次公投，一些其它的政治力量或保持沉默、或只提供有条件的支持。不难看出这样的现状，旧卫士——几十年前为库尔德地区自治而抗争的库尔德武装先锋队那一代——已经坐拥权力太久了，他们现在是强大而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浮出地表的主要障碍。
这一批掌权者在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从伊拉克北部撤军后，获得了其斗争的回报——库尔德几个政党因此建立了自治的基础。他们举行了选举，建立了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并组建了各自专业化的军队。然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两大主要政党的斗争，造成了库尔德自治区内相互竞争的行政机构出现，进而分裂了其历史成就。
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取得了不少成果，促进了党际合作，尊重民主自由。然而，一些党的领导人却拒绝放弃对行政机构的掌权，造成库尔德仍然钳制于不断变化的政党／行政机构的关系。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但是它们却无法取代KDP－PUK的双重垄断，也无法为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途径。到了2012年，中东的区域性动荡使KDP和PUK双方所取得的进展都无效了，ISIS的崛起让双方内部开始分裂，进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外援——KDP依靠土耳其，PUK则依靠伊朗。外国军事援助使政党获益远超出行政机构，该地区的核心矛盾因此加剧了。议会由于总统任期期限的争吵而瘫痪，两年来直到最近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与此同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经济也开始下滑，成千上万的库尔德年轻人对他们父辈所建立的系统投下了无信心的一票——加入了移民欧洲的浪潮。
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公投宣称其在提供一个选择，但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通过援引不可推卸的库尔德独立事业，投票的主张是把这一事业的反对者——无论是政治家、年轻人、公民社会、分析家——暴露出来，他们将因其背叛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而接受指控。有活动家近日告诉《外交事务》杂志，如果公投成功了，他也许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害怕遭到那些投“yes”的人的报复。
全民公投也可能加剧外部威胁，这也同时更加缩小了国内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它将在这一区域内，引发伊朗和土耳其内部库尔德群体的骚动。同样，也会让其盟友陷入困境。如果库尔德领导人以“yes”的结果来强化他们对边境争议领土的要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在这一地区有着强大军事实力的什叶派（德黑兰所支持）来挑战埃尔比勒（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在这种情况下，争端的领土将成为ISIS开启新篇章的沃土。什叶派在这场战斗中可能会背离伊拉克的教派团结，进一步破坏了巴格达的权威。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权力逆转将有利于伊朗，让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越来越少的合作伙伴。
库尔德民族主义从来不仅仅是画国境线的问题，而是他们当前领袖所理解并长期宣传的，关于国家的政治价值。一个可以跨区域与代际被人民所共享的国家价值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之成立的先决条件，即库尔德斯坦能为能够提供治理并为其人民提供安全，无论这一地区是否被强硬的边界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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