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努维尔等谈城市变迁：建筑应融入场地的记忆
如今在中国，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城市里，而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6%，按照这个发展节奏，2030年的城镇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当前重大挑战之一。同时，城市地区要为超过2/3的世界能源消耗和超过70%的碳排放负责，城市化问题的解决要求气候、城市和自然三者的紧密结合。2017年9月16日，第四届中法环境月开幕，四位嘉宾：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中国作曲家谭盾、中国建筑师刘家琨以及中国作家王军，在上海艺术中心展开对话。对话内容围绕“城市变迁”的主题，结合具体的建筑案例与调查分析，从建筑与文脉、建筑与自然、建筑与场地精神、道路空间四方面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
此次中法环境月涉及到中国18座城市，囊括80多场展览、影片放映、艺术工坊、讲座-对谈、见面会，将持续至10月18日。
让·努维尔：如何让建筑融入场地的记忆？
200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开门见山地谈到建筑的可持续性，因为城市的可持续性核心是建筑。如何让建筑融入场地的记忆？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在让·努维尔列举的五个项目中，中国国家美术馆的新馆方案无疑是建筑与场地结合的最好案例。首次方案中，黝黑的立面远望去恰如毛笔饱蘸墨水写下的“一”，苍劲浑厚；走近细看，外墙上的质感层层叠叠，间或有氤氲开的水墨画效果；周围的建筑、行人与树木投影其上，越发婆娑灵动。之后因为场地协调问题将立面改成银色，也与前面的银杏花园有相互映衬之妙；顶层的开放广场，既可以遥看鸟巢，又可以在自然环境中举办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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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美术馆的新馆方案
据让·努维尔介绍，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汉字大写的“一”既是中国文字最简单直白的代表，也是用笔写字、作画的第一笔；而中国传统书法兼具文字和艺术，可以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以“立体一”作为设计方案，有“瞬间与永恒”的意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还注意到，让·努维尔提及的五个项目或者有纵深，或者有高度。纵深的项目，顺着项目延展自成一条“森林小径”，而纵高的项目本身就被打造为“立体花园”。可见，努维尔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指自然环境，尤其是绿色植被，着意通过人为的介入，增进人与自然的接触。
谭盾：将水引入音乐，表达对空间的梦想
一边是绿树荫浓，一边是水声叮咚。谭盾的水乐堂将水引入音乐，与努维尔有异曲同工之处。水乐堂位于上海朱家角，由古镇老宅修整而成，从建筑上把德国的“Bauhaus”建筑理念和谭盾独创的“Minhaus”建筑理念结合起来。Bauhaus是以工业废墟，废旧工厂改造为特点，Minhaus则以江南老房子改造以及明代家具的极简主义为特色。这里的楼梯是“音梯”，走廊是“音廊”，房柱是“音柱”，当音乐爱上建筑、爱上水，是观众在自然、现代、古典的交融下如同置身于声音的梦中。也许是谭盾左耳的佛号与右耳的巴赫在脑海中碰撞出了火花，他领悟到了“1+1=1”。禅声与巴赫、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甚至音乐与建筑，归根结底都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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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介绍水乐堂
演出时，打击乐铿锵有力地撞击钢结构柱子，可以发出清亮的共鸣；水面的反射光在室内摇曳；弧形金属质感的屋顶孔洞倾泻下珠玉似的水流，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境界。观众厅设上下二层，既增加了声音效果，又以流畅的现代艺术与舞台的“水镜”自然辉映。彼岸是古老的圆津寺庙，当寺院的晚钟响起，水乐堂里有水，有乐，有风，有禅。它融合了环保的理念、水乡的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理，也集中表达了谭盾对音乐空间的梦想。
刘家琨：西村大院回应成都的自由、散漫、随性
对比看来，刘家琨“火锅式”的西村大院似乎画风突变。四四方方的半围合结构，层高不一，外立面是素混凝土，中央空间中种植的植物唯有竹子，绝没有细致调理的植物多样性。不拘一格却也正是他独具一格的地方。四方结构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周围的道路，层高不一方便入驻商户自己搭夹层，素混凝土的使用，用邓智勇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摈弃洁癖美学，特别是其中的矫揉造作；尊重和利用一切创作和施工中的自由，容忍人性中的多元化，容忍人的各种瑕疵包括非理性。这种品质特别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日本建筑师、瑞士建筑师，因为他们太洁癖了，太强迫症了。而这种品质恰好很成都，很中国，很老子”。竹子是成都最常见的植物，竹子下的火锅后来也成为西村大院火爆的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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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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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式”的西村大院
刘家琨饶有兴致地谈到一层的U形结构，“这个空间可以用作户外会议室，但现在呢大家都来打麻将”。边角道路也变成了当地的集市，定期有人来摆摊。中央的空地还放起了露天电影《倩女幽魂》，可能是“竹影魑魅”，很符合情境。楼顶的跑道也因为没有红绿灯，且手机掉到塑胶跑道上摔不碎而备受自行车手的欢迎，跑步骑车两项运动总是同时进行。另外，楼顶的空心砖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如果种上辣椒，一年的工资也就有了”。这些诙谐描述的背后，是刘家琨严肃的思考。他对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领会得透彻：自由、散漫、随性，因此他做出来的西村大院是鱼龙混杂的，给大家充分的自由去发挥，就像他反复强调的“除了建筑，啥都有”，骨子里的成都——“反法西斯、反洁癖、反矫情”。
王军：街道比建筑重要，街道是一见钟情的地方
当所有人的关注焦点都在建筑时，王军却以一种极为感性的方法将我们拉回建筑与街道的比例，即城市空间感。他说“小汽车吃掉了我们的老胡同”，因为胡同道路太窄，车进不去，所以只能拆掉老街区，让车进来。街道宽了，但是没有人行的地方，或者说，人行道与车行道的比例极不协调。车行道可能宽达8道、10道，但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却萎缩成窄窄一条，有时候索性被赶上天桥或地下通道。他认为街道比建筑重要，“人们在街上碰面，街道是一见钟情的地方”，没有了行走的地方，哪里会有感情。同时，他以老北京的高密度街区网为例，对比了纽约、洛杉矶和巴黎等地，得出结论：“人性化尺度是一种重要的城市遗产形式”。相对来说，窄街道要比过宽的街道更容易给人舒适和安全感。毕竟，如果路太宽，“你叫我我听不见，你招手我过不来，还怎么交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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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回到“城市变迁”的主题，讨论的虽然是城市，但归根结底是人。让·努维尔强调的建筑融入场地记忆，何尝不是人的记忆？将绿植与空间引入建筑，也是为了使用者的愉悦。谭盾的禅意、刘家琨的爱自由以及王军的人性化尺度，其实都是针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速度过快缺乏思考、冒进比肩发达地区和工业化飞速普及等，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切身利益相关的公众是否可以有进一步思考和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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