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⑧丨九旬抗战老兵董传裕：参军前曾三次遭日本兵毒打
【编者按】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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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传裕和南师大教授王志龙合影
口述人：董传裕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4日
采访地点：原南京军区联勤部南京第四干休所
整理人：余李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参加儿童团防范日本鬼子
我叫董传裕，1927年2月出生于山东荣成东山镇西夏家村。我父亲兄弟三人，他们因为家里生活过不去，就都闯关东去了。家里的地主要由爷爷种，因为爷爷年纪大了，所以也会请人帮忙，我也经常跟着爷爷去地里劳动。此外，爷爷去赶集，我也会去帮忙。
我的家庭生活还是可以的，从成分上来说属于中农。正因为如此，我有幸能够上学。那时农村孩子上学都比较晚，一般七八岁左右，我是1935年在村小学上学。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尽管鬼子还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但老师经常向我们宣传抗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中共地下党特别活跃。日本鬼子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以后，地下党就开始积极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
毕树馨老师是我们村子里人，他就是地下党员。1938年的一天，毕老师问我参加不参加儿童团，我那时小，就说参加。他说：“那就这样吧，你当负责人。”那个时候还不叫儿童团团长，就叫负责人。1940年鬼子到了石岛以后，负责人就改称儿童团团长了。我们村子很小，有30户人家，180人左右，参加儿童团的也就几个人。开始两年，鬼子没有来，儿童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活动。1940年2月，日本鬼子进攻石岛，我当时在石岛海边的外公家，就看到鬼子用大炮轰炸石岛。鬼子占领石岛以后，我们就活动起来了，主要工作有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等。站岗放哨干什么呢？因为鬼子经常出动，所以民兵们一般会在靠近鬼子据点较近的地方竖立一个木杆子或者树，发现鬼子来了以后，把树放倒，我们的瞭望人员看到以后，就去给村子里的民兵通风报信。
除了站岗放哨，我们平时也送信，送的是周围村庄相互来信。我们还送过鸡毛信。鸡毛信就是粘附有鸡毛的信件，说明有重要而紧急的事情。因为小孩能跑且不被敌人注意，大人一般把送鸡毛信的任务交给小孩。我们拿到信件一看，上面有鸡毛，也知道是急事，就跑得飞快去送信。但是由于接信的人有些也就是农民，他们到处干活，所以不一定能马上碰到人，需要到处找人，所以心里感觉特别急！
日本鬼子从石岛出动，曾一度控制我们村子及其附近地区，宣传日本文化，搞“新民教育”。我想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啊！名为新民教育，实则为奴化教育，农村的一些老人学的都是私塾教的《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我们老百姓哪能受日本人搞的教育，这个学校我不能去读，去读私塾，读私塾日本人干涉不了。我在私塾大概读了一年多。此时，我的老家已经成为游击区，鬼子今天来扫荡一下，明天就回去，总之已经形成拉锯了，社会很乱，私塾也读不下去。这时，村里的老人就对我讲，你爸不是在东北嘛，你干脆就到你爸那里去。我那时候已经14岁，便听从村里老人之言，就去闯关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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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传裕
二、在大连三遭日本鬼子毒打
那是1941年夏天，我闯关东来到大连。大连是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一到那以后，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吃饭，有不一样的待遇，日本人吃细粮，有大米、白面；朝鲜人是一半粗粮一半细粮；我们中国人完全吃粗粮，如橡子面、豆饼和高粱米等。我们吃的的确不咋地，因为你要打工、要生活嘛，反正就忍耐一点吧。但是，麻烦依旧找上门来，在大连短短的三年时间，我就被日本人毒打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当时我在一家叫华东药房的中药店当学徒，因为中药东北没有，要到天津批发，但是又不是一个药房去买，几个药房联合起来到天津去批发。在天津批发中药之后，装在麻袋包里，然后运到大连码头。六个药房各出一个人去码头取药，我就代表我们药房。有一天，我们六个药房的伙计雇了一辆马拉的大轱辘车就到了码头，卸下药，装到车上。我们走到大连的一个叫东光街的地方，附近有个日本人的衙门。
车到衙门前，日本的警察出来了，用汉语大叫：“来！来！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听到日本人叫我们过去接受盘查，我就从车上跳下来往前面一站，其他五个人仍在车上坐着，接着他们因为怕警察抓人，就跳下车跑了。当时我心里想，都跑了，这一车药咋办啊？我就没有跑。但是过了一会儿，那五个伙计担心这车药，又回到衙门。这时，日本鬼子就叫我们两两面对面跪下来，你向我跪，我向你跪，然后互相用巴掌打对方的脸。当鬼子发现我没有出力打对方的脸以后，就对着我大声说：“我来教你打”！他就对着我的脸狠抽了几下，我的脸都被打肿了。就这样，我们仍要继续互相对打一会儿才放行。
第二次是在1943年。那年我母亲张松从山东到大连看望我那在码头上干活的父亲。在我母亲临走的时候，我就到轮船码头去送她。在码头中间有一个禁区，用一条黄线划出来，意味着你不能越过那个线。我妈妈是个土老百姓，她也不懂这个，就往里走，我就对着她大声喊：“妈妈，那里不能走，你快出来！”这时一个日本兵走过来，他不是用手打我，而是用脚上穿着的高筒皮靴子恨恨地踹了我几下！那为什么这次他要打我呢？什么其它原因都没有，就是因为喊声大了些！
第三次也是在1943年。我们药房掌柜叫董辑吾，他平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搓麻将，牌友中有一个人是五湖饭店的马经理。这个马经理是日本警察局的一个联络员的狗腿子，联络员给他发一个名片，他可以直接去日本警察局通风报信。有一天，马经理和我掌柜一帮人在我们药房打牌赌钱，结果马经理输了，他不但不服气，而且叫他的伙计到西港警察局报案，说我们药店有人赌钱。他是想日本警察局帮他把钱要回来。他派人去报案的时候，赌场已经散了。我是小伙计，正在药店负责看门，突然警察来了，而且到处找人。我就说：“他们都走了，没有人了。”然后，警察就找保险柜，尤其是保险柜钥匙，且大声问我钥匙放在哪里。实际钥匙就在我口袋里，但是我还是说：“没有，没有。”结果，一个警察一个绊子绊倒了我，用大皮鞋使劲地踹。他们把我打一顿以后，我坚持说没有钥匙，他们才走开。
除了这三次挨打之外，我在大连也遇到日本人的一些可恶行径。那时候的大连，有我们的地下党在活动。我们药房隔壁的街道办事处住了一个汉奸，其实大家住在同一个楼，只是院子里有个墙隔着。如果街道办事处开着窗，我就可以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有时候也跳到我们院里来。有一次，地下党写了一封信丢进了这个办事处，信是给这个汉奸的，告诉他为老百姓服务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当汉奸。结果，这个街道办事处就报案了，警察局很快就来调查。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楼，而且院子是可通的，所以随即审查我们。他叫我们每个人都写汉字，记得写的是“山不在高”。我当时估计警告信里有这几个字，于是就将“高”字写成了“羊羔”的“羔”。写完了以后，警察把字纸带走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就把我们的掌柜抓走了。后来，我们就到处打听掌柜的下落，发现他被关在旅顺口监狱，而且名字被改叫杨永毅，罪名是盗窃犯。由于找不到董掌柜通共的证据，所以关了半年就放了。
三、当兵打鬼子去
1944年，我家乡的一个姑娘来大连打工，我们就结婚了。婚后不久，我爱人按照农村的风俗，就回老家伺候我母亲。那时候的大连，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去挖煤或者干其它体力活。我想，如果我被抓，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再者，大连的生活也不行，日本人占领地方的生活咱不能过，家乡是解放区，还是咱解放区好。于是我就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回家后怎么办呢？我很快就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当时的工作一般就是搞宣传，写写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抢收抢种”等。除此之外，我就到十里夏家中心小学商量上学的事情，就是想去补习。为什么？因为1944年那个时候，我们家乡的形势要好一点了，解放区民兵、独立团的力量壮大了，鬼子的劲头也大不如前，扫荡的次数也少了。我重新回到学校后，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称“学救会”，其主要工作也是向老百姓做宣传。因为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需要对他们讲一讲形势发展情况，哪个地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哪个地方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根据地扩大了，这样宣传的目的是鼓舞老百姓，获得他们的支持。
到了1945年春，我参加了民兵。因为我们村子比较小，民兵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当时民兵吃穿都是自己家解决。吃的，如地瓜、玉米糊等；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没有军装；武器也比较简陋，有几条枪就不错了，一般一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有一条，就是晚上要集中睡觉。我们必竟有任务在身，集中便于分配任务。任务一般便是夜里站岗放哨，其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公路上挖洞，就叫陀螺坑，破坏鬼子的交通。挖洞在一段时期内是比较频繁的，民兵们都参加，各村的民兵轮流干，有时候这个村，有时那个村，有时候四五个村子一起干，如石岛几乎是几个村的民兵同时进行。挖洞大多一个礼拜一次，民兵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后出发，带上铁锨和镐头，到离家大概一二十里路的地方，利用夜色掩护进行，挖到天亮就回来。在很多情况下，你晚上挖了以后，鬼子白天就抓老百姓把洞填平了，下次你还要去挖。
那个时候，我一边在学校补习，一边就是在公路上挖洞，破坏敌人的行军；有时敌人来了，我们民兵埋地雷，跟鬼子打打麻雀战。有时候，乘着夜色到敌人的据点外放几枪，骚扰骚扰他们。
1945年8月，我决定去参军，母亲、妻子不是很同意，因为战争年代，当兵就有生死的问题。但是，她们都没有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的整个大形势是到处一片抗日呼声，虽然她们是老百姓，但是受这个影响很大，最终还是同意我出来。我们出发时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本村还有2个人，分别是毕树新、董膝本，另外还有一个搞文艺的王老师，但是他半路上跑掉了，我们都叫他逃兵。我们的打算是去参加当地的地方武装，如独立营等，所以先到区里去报名，区里领导一看我们是高小生，文化水平蛮高的，就说：“你们去胶东军区吧！”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胶东军区有任务给他们，叫他们招收一批有文化的士兵，而且还对籍贯有要求。此外，胶东抗大也要求他们输送一部分学生。这样，我们就带着介绍信赶往胶东军区。区里有安排，这个介绍信由我们中间的一个青年党员毕树全保管，而且到那之后，不管吃饭还是干什么的，都由他安排。此时，胶东军区在莱阳，离我们荣成大概有300华里。我们一行人大概走了五六天就到了莱阳。到莱阳后不几天，部队就来选人。首先考虑籍贯，就是你籍贯所在地需要人，你也愿意去，你就去。另外有五六个人去了胶东抗大。我也不想去抗大，因为心里认为现在学习无所谓了，关键是打鬼子。最后说军区需要电话员，我就去了，被分配到军区电话班学习。但是时隔不久，鬼子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大家都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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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传裕
四、战斗在电话员岗位上
我在电话班学了三个月。那个时候，电话算是新鲜事物，用的多是日本人的电话，木盒子的，耳机挂在木盒子旁边，像喇叭一样，拿起来你就可以接通。学些什么呢？老师可能也不大懂，成天就是要求我们把木盒子拆掉，线路拆掉，然后再装。1945年11月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平时表现也比较好，注意团结其他学员，站岗放哨也很主动，劳动非常积极，不怕苦，不怕累，所以我就入党了。
电话班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凤凰崖电话分站当站长，其实就是班长，下面管4个兵，加我共5个人。这个站不在莱阳城里面，而是在外面的大山里，此地归牟平县管，我就在那当了一年的站长。但是，站长工作确实不容易，5个人既要维持站里工作，又要维修附近被服厂、鞋厂、衣服厂、印币厂、造船厂、炸药厂的电话线，还有当地的一些单位线路，如北海银行胶东分行的电话线。那时候，由于受1942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影响，电话站也得种菜、养羊、养猪。我们站主要管长途线。由于线路长，很难发现出问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电话线要么架在在树上，要么在电杆上，而且都是细铁丝，风一大就很容易断掉，所以线路经常断，而且每个人不只是负责一条线，线出了问题，出来查只能一个人，当时驻地就派一个民兵跟着一起行动，民兵扛着梯子，一些电话线架在树上或者电线杆子上，他就用带铁线的铁钩子钩下来。有时修理电话线到了夜里，特别是走在老百姓的坟地上，我怕，民兵也怕。有一次，他正好穿了个大衣，有棵带刺的树把他衣服挂住了，他就叫“鬼啊！鬼啊！鬼啊”！扔了梯子就跑，他跑我也跑。但是我转而一想，这样跑掉了怎么能行呢？咱们还得去完成任务呀！我大概在凤凰崖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就调到军区电话总站，担任了班长。
胶东军区总机班共12个人，其中7男5女。干什么？一是守总机；二是电话坏了，要负责修。之前在凤凰崖架电线的任务，就很少有了。但是，我们交接班没有闹钟，男女轮班怎么办呢？最后我们的那个女副班长就想了个办法，她说：“弄个绳子，栓在我们脚上，该哪个轮班了，你拉一下，她就知道。”这个绳子放在窗外，一般只有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慢慢习惯了。但是，有一次出事了。人家站岗的同志知道了，晚上过去拉女同志的腿。结果这一拉，出事了。乖乖，那还了得！那个时候管得严啊！我们要专门做检讨，开班会批评，总站开大会批评。这个总机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此时，我就考虑去一线部队。最后，我调到了军区首长的总机班。
有一天晚上，许世友打电话给正在前线打仗的聂凤智。其实，许司令通过电话早就把任务都布置下去了，这时通过电话来检查落实情况。因为电话是在夜里响的，我一看值班人不在，但知道今天是小刘值班。此时，我就听到院子里“嘎嘎嘎”地响，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心想值班的不值班，大冬天的晚上跑出去干什么了。原来，小宋起来小便，小刘以为夜里没什么事，就把电话机放在那里，也跟着到院子去，两人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那电话老响，我进去一看，是胶东军区01号首长打来的，是许世友司令员的电话，赶紧接听。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电话线出问题了。”他说：“有这么巧吗？！怎么夜里就坏了？！”我说“坏了”只不过是找借口搪塞，但是被许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时，小刘和小宋也回来了，我把他们也训了一顿。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胶东军区司令部的电话经常坏，去司令部修电话时，我们进去前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再进去。特别是去许司令那，你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才能进去，而这时他那子弹上膛的枪就在桌子上了。有一次去修，由于我学的是日本电话修理方法，首长用的电话已经换代了，是跟国民党军队打仗缴获来的德国西门子电话。我的妈，我一进去头皮就发麻，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试试看了。我修了好一会儿没有搞好。许司令最后叫我：“小鬼，不着急，慢慢来。”他们南方都叫小鬼，实际上我们老家不能叫小鬼，小鬼是骂人的话。但是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太紧张了。实际到最后，发现没有大毛病，就是那个耳机子往下压的时候，它那有个钮可以跳起来，现在是压下去后不跳了，所以电话就不通，就那个东西在坏事。问题查清后，电话很快就修好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还担任过华东解放军官兵教导总队四大队排长。解放后，我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汽车第三十二团政委，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委，南京军区军医学校政委。1987年9月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在革命生涯中，曾荣立三等功七次，四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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