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台州推交通违法“减分券”：用疑似违法手段纠偏违法
“你交通违法，我随手取证”——这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治理交通秩序、提升城市文明的“杀手锏”。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交警部门推出举报违章奖励“减分券”，举报交通违法不仅能获得奖金，还能为自己的轻微交通违法“豁免”。“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查实后除获得微信红包奖励外，视违法情形差异还能获得交通违章‘减分券’，在举报人交通违法时可以抵扣。”不过，此举一出，争议四起。
依法执法，这是底线。“减分券”虽初衷美好，法理上却瑕疵昭然。一则，谁有权对交通违法取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条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对交通违法取证应“着装公开拍摄，杜绝隐蔽或跟踪拍摄”。二则，市民取证如何不侵犯隐私权？须知在举报的照片类线索中，并非每一条都是笃实的违法行为。那么，随意散布被拍摄公民的车牌、面貌等个人私隐，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需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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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偷拍举报因有物质鼓励的怂恿，既悖逆了行政执法“依法公开”原则，更容易陷入“钓鱼”的境地。至于“减分券”，虽指向柔性执法，却也涉嫌越界了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更值得关注的是，既然现实中的驾照分值可以黑市买卖，那么，有“减分券”兜底的违法线索，会否进入灰黑市场自由勾兑呢？
法理归法理，现实归现实。一方面是司法判例归谬了“随手拍”的合法性。比如早在2003年，广州警方就开展过“随手拍”活动。2004年3月，广州交警根据群众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认定某车主有违章行为，对其处以100元罚款。随后车主以“行政违法行为证据须由执法机关获取”为由上诉，同年12月，广州市中院终审裁定车主胜诉。最终，广州警方叫停“随手拍”。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门的交通违法“随手拍”如火如荼。比如最新消息称，深圳交警改变传统“现金发放为主、充值话费和银行转账为辅”的奖金发放方式，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等互联网方式累计发放奖金370万元，仅2017年上半年就收到市民举报各类交通违法线索40余万条，发放奖金达230万，创历史新高。
于是问题就来了：交通违法“随手拍”到底合法不合法、正义不正义？
有了“随手拍”、有了“减分券”，开车的人人自危，因为随时都可能在暗处有N个“便衣交警”盯着你——这究竟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有人说，大爷大妈都能参与群防群治，“随手拍”与“减分券”有什么不可以？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却忘了一个核心问题：提供举报线索和固定违法证据并不是一回事情。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深圳交警透露，在上半年收到各类交通违法线索40余万条中，成功采用的线索仅有7万余条，成功采用率只有17.5%，还不到两成。大海捞针地甄别线索、殚精竭虑地固定证据，如此费时费力，成本也不低。更大的担心在于，如此“以奖代管”“以民代政”“全民执法”，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算不算背道而驰呢？
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2.9亿辆，其中有1.94亿辆是汽车。车多了，交通违法的概率也就大了。交警有限、技术有限，创新交通治理方式方法，亦是迫在眉睫的事。不过，以一种疑似违法的手段去纠偏另一种违法行为，看起来效果不错，折损的却是法治公信的效率。对于“减分券”这样的创意，还是须谨记一句话：离开程序正义谈目的正义，终究与耍流氓无异。
（原题《交通违法“减分券”太过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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