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丨专家谈三种话语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我仍旧清晰地记得25年前，日本天皇访华之行到达上海的时候，南京东路上簇拥着前来欢迎天皇夫妇的群众们的盛况；不少民众探出窗外，热情地向天皇一行招手致意，在簇拥着往前行进的过程中，中方的代表依次为天皇介绍南京路上的每一座建筑的历史：犹太人的建筑、美国的建筑，以及日本的建筑……天皇在车内，不停对民众招手致意。”6月24日，在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日本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5年前曾经参与接待日本天皇访华外事工作的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回忆起了当年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中日两国致力于构筑更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气氛。
“又是25年过去了，南京路还是南京路，中国还是中国，日本还是日本，为什么当年的中日关系可以发展到那样的高度，在邦交正常化快要迎来45周年的时候，我们目前看到的中日关系还倒退了呢？” 赵启正感慨道，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45年以来，充分证明了中日友好的重要性，一衣带水、互为邻国的中日两国，在新时代下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新的高度，不仅符合两国利益，更是世界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在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前夕，也出现了一系列回暖的迹象：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日方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使二阶俊博向习近平主席转交了安倍的亲笔信；随后，安倍发出了希望在“一带一路”上加强与中方对话和合作的信号；前一段时间，国务委员杨洁篪展开了访日之旅，不仅与日本官方进行了对话，还广泛会见了日本各方代表……
“中日除了发展友好关系，没有第二个选择。”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宫本雄二在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时如是说道，在座的中日学者和专家也从不同层面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论证，并为中日两国进一步构筑友好关系提出了详实的建议。
世界格局下的中日关系：另一种重要性
2016年底，美国商人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高举“美国优先”口号并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上任之后，特朗普因其竞选期间的出格言论以及当选后采取的一系列争议性政策，让“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一大特点。
“在世界走向多极化、领导力量多元化的今天，日中两国应该为维护和发展现有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宫本雄二认为，我们因此必须从如何在维持和发展国际秩序的同时，从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发展的这一新的视角，思考日中关系的走向。
宫本雄二认为，日中两国还应该共同探讨为确立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所必须的理念，制定实现这些理念的原则和规则，构建能确保这些原则和规则能有效贯彻的制度框架。
前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日本综研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理事长高桥邦夫进一步指出，应意识到中日关系所涉及的不仅是两国，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事实上，无论是在中日韩三国关系，还是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G20等多边场合，中日都是两个频繁被提及的国家。在这样的广度下，两国可以不断合作的领域和内容也在变多，例如，在进一步发展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包括PM2.5在内的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老龄化问题、核电站安全等方面。
赵启正还指出，在思考发展中日关系的时候，不能忽略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只在热气球上看中日关系并不够，还需要站在卫星上看。”因为如果今日的日本执政者还拘泥于冷战思维，认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那么将在要不要发展中日关系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
尽管在以什么原则去维持世界秩序上，中美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因为特朗普的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迎来了新的窗口期。
4月初，中美首脑在美国海湖庄园成功进行了会谈；近日，作为中美元首会晤后确立的四大对话机制之一，中美召开了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贸易上，中美进一步确立了通过磋商谈判的形式来解决分歧的机制。一切举措都说明，中美两国都在试图寻找利益共同点，创造共赢局面。
理解与误解中的中日关系：加强民间交流
目前，安倍政府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考虑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事实上，古代丝绸之路就曾跨过海洋延伸到日本的奈良，至今中日之间仍旧流传着鉴真东渡日本的故事，中日之间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一直是不争的事实。25年前日本天皇夫妇访问中国时，在中国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就在65万余字碑文中找到了其年号“地平天成”4个字，而天皇的年号，正是来自出自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及《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
然而一个事实却是，在中日两国贸易和交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对彼此的好感却不增反减。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统计，从1972年到2016年的45年间，日中贸易额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到2016年的3016亿美元，两国贸易额增加了约270倍。然而，另一方面，根据日本第21次日中共同舆论调查，有72%的日本人和78%的中国人认为当前两国关系较差。2016年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也认为，虽然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看法近年来略有改善，但主流仍然是负面的，甚至比十年前更糟糕。
早稻田大学教授植木千可子认为，中日关系的转变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战略环境逐渐从冷战转移到多极态势，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对日本的重要性不降反增，日本也越来越担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不再受重视，转而在外交上进一步寻求通过日美同盟来维护自身安全，而中国则选择了依靠自身独立发展来获得安全的路径，并且不断强大。
多名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消息之所以充斥于日本的媒体，与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有巨大联系。如何让对方了解真实的彼此，增加媒体之间、民众之间的交流依旧是最基本的途径。此外，通过推进中日两国在经济、能源、环境、食品和旅游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引导和发挥在日本主流社会的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的“民相亲”。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加藤千洋指出，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是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资源。他指出，当下一些中国人之所以喜欢来日本，不仅是希望体验日本现代的生活文化，更是出于对诸如茶道和盆栽在内等中华古典文化的喜爱。因此，对共同文化的兴趣如果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更多中日之间的沟通，无疑将真正促进民间外交。
合作与竞争中的中日关系：推动顶层设计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来，先后签订了4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基于这四个基本文件，中日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虽然有矛盾和冲突，但是仍旧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不断推进。
日本成蹊大学教授井上正则从中日建交史角度分析称，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日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四天时间内就达成了协议，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由于恢复邦交所花时间过于短暂，很多分歧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分歧随着两国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和界定，才能继续发挥四个基本文件的作用。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需要重新寻找两国之间的相处之道，为中日之间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开始做准备，以规范新形势下彼此的行为准则，以继续拓宽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路径的选择方面，可以先以中日双方主要民间智库着手，在逐步过渡到半官半民智库为主要平台。
宫本雄二还表示，两国还需要解决“相互定位”的问题。“日本有必要正视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大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构建日本的对华政策；而中国也有必要认识日本的重要性并制定对日政策。”宫本雄二说，最根本的是要对对方国家、社会和国民抱有敬意。“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国内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怀有尊敬之心。”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中日尽快启动管控危机海空紧急联络机制非常必要。2017年1月发表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中日关系总体延续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势头，但是考虑到2012年中日之间爆发的钓鱼岛危机曾一度使中日关系走到战争边缘；2016年，中日在东海发生若干次海空摩擦，同时南海成为了中日之间新的摩擦点。
除了启动管控危机海空紧急联络机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还指出，保持民间交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序推进中日经贸交流，以及进行多层次、多渠道、高密度的信息沟通，也是促使中日关系转圜的有效途径。
与会专家指出，更抽象的角度上看，中日双方在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对中日关系的现状需要合理和现实的研判，双方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3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当然愿意同日本改善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但是日本需要先治好自己的“心病”，要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国不断发展振兴的事实。
“日本要调整状态，接受自身综合国力正在不断下降的事实，适应亚洲近邻中出现一个比自身更强大的国家的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用平和的心态接受一个成为政治、军事上较以前更强大的日本的出现。”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陆慧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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