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机关报刊文：“农民儿子”贪腐几率高是个假命题
在贪腐官员交代材料或忏悔书中，常会看到这类表述：“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为领导干部……”这种话的反复出现，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农民儿子”贪腐几率较高的假象。这实则是个假命题。
不可否认，人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会对“三观”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但贪腐与是不是“农民的儿子”没有必然联系。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恰恰是历史上最为廉洁的政治领袖；那一代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但他们无疑是高尚无私的群体。或许可以说，在中国向上倒推一两代，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套话反复出现当非偶然。仔细琢磨，探幽发微，或可一窥贪腐官员的心思与心路，这对于防止“好干部”沦为“阶下囚”可能不无益处。
“我是农民的儿子”，原本就是一种客观表述，没什么特殊意味。但当一个人从高位跌到谷底、并将被严厉制裁的时候，这样的申说也就有了“话外音”：
“我的本质还是好的。”其实，定罪量刑与家庭背景如何扯不上关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反之也是一样。扯不上，硬扯，无非是拿“农民”说事。“自己原本是朴实、憨厚、善良的，违纪违法是不慎失足。”
“我是凭本事上来的。”农家子弟，十年寒窗，功成名就……即使违纪违法，依然与众不同。功劳、苦劳、疲劳，才干、本领、成绩，曾经很刻苦，曾经很辉煌，这些或可抵扣些罪过。
“我乞求得到宽大。”“处下”的典型姿态是夹起尾巴。一个人从强横高官变成阶下之囚，自称“农民的儿子”，显得身段软了、低了，容易使人产生怜悯。更重要的是，这或许可以为“欲望膨胀”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曾经生活贫困，亦可能会博得更多同情。
……
狡辩的思路因人而异，但基本套路无非是，尽可能推脱罪责，减轻惩罚，释放“我是农民的儿子”一类的语言迷雾。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当然也不排除有另一面，比如良心发现的悔恨与羞愧。有的贪腐分子说，“深陷牢狱才懂得金银财宝一文不值！”“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睡不安，食不下，生不如死。”“为了几个钱，把好端端一个家给彻底毁了，太傻！”……这里大抵有些是真实想法。
问题是，在面临严惩时，想到“我是农民的儿子”；在陷入绝境时，拿“农民”当挡箭牌。晚了，错了！大捆大把地把扶贫款往家里搬的时候，拿老百姓血汗钱肆意挥霍的时候，“农民”的利益摆在哪里？随着职务提升，鼻子朝天、颐指气使的时候，可否意识到谁是“老子”？
违纪必须依纪严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其实，一句“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领导干部……”含义是积极与健康的，恰应常记心间。不论当多大官，都应该有感恩之心；不论有多大权力，都应该心存敬畏；不论有多大本事，都应该知晓天高地厚；不论有多少成绩，都应该明白自己吃几碗干饭。
在中国话里，“儿子”这种“自谦”的称谓，显示出一种“摆正自己位置”的清醒，而这恰恰是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一种不忘本源、不忘初心的品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毅同志在人生巅峰时刻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手莫伸》，后面几句写得格外深刻：“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渐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以陈毅同志的品德和功勋，能比肩的不多，而居高位又如此清醒的更是极其难得。这几句诗道出的，正是“我是农民的儿子”的真谛。
（原题为《“农民儿子”贪腐几率高是个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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