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梁实秋的历史轮回
近来对中学课本删减鲁迅文章的争论不绝于耳，以致出版社都忍不住出来辩解两句，原来此事已是几年前的旧闻。5年前，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选录的鲁迅文章从5篇减少到3篇，同时首次选入梁实秋、戴望舒的作品，当时并无反响，不想现在却被翻出来被议得沸沸扬扬。让我们抛开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重温那段思想激烈碰撞的历史吧。请时空穿梭机带我们回到1881年，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伯宜，父亲周福清是进士，在北京做官，远祖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这是个纯正的书香门第。
这年秋天，周伯宜得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樟寿。11岁时，周樟寿到私塾三味书屋上学，仅上一年，家中就遭了灭顶之灾。祖父周福清试图帮人买通乡试主考，败露后被革职下狱。周樟寿和弟弟被送到舅舅家避难。周福清往上递了一张银票，被判“斩监候”。此后周家每年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因此衰落。
周樟寿15岁那年，父亲病故。年轻的周樟寿过早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难想象，这会对他的性格产生多么剧烈的影响——梁实秋称之为“偏激”，但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正是促使他日后投身创造的根源。
两年后，周樟寿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并改名周树人。四年后，周树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周树人到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京城一个姓梁的旧式官宦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孩，名治华，字实秋。这年周树人22岁。
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河北沙河人，祖先世代务农。梁芝山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为官多年，官至四品。在广东做官期间，打下了丰厚家底。卸任北归时，曾在杭州停留，期间恰逢乡试，梁芝山养子梁咸熙已到应试的年龄，极重功名的梁芝山为使养子参加考试，将梁家的籍贯改为浙江钱塘。
回到北京后，梁芝山买下有30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间宅院的西厢房，并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梁实秋父亲梁咸熙原籍河北大兴县，幼年孤苦，幸被梁芝山领养为子，得以上学读书。梁咸熙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之后，供职于京师警察厅，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尤其酷爱金石学（著名的西冷印社就是研究金石学的）。
梁实秋深受父母宠爱，但在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家族森严的等级尊卑关系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述“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
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五福学堂，第一天上学，学监带领着学生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礼，让梁实秋甚为不满，他觉得自比“丧家犬”的孔子应该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未必乐意被后人这样跪来叩去。彼时的梁实秋大约5岁，即能有此等见识，可见日后的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时的周树人已经弃医从文，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了。
促使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就是著名的“看电影”事件。尽管如此，周树人并无民族自卑心理。在23岁时写给浙江同乡的信中，鲁迅发表了对日本学生的看法——“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之上，惟社交活泼，为彼辈之长”。
从文后，周树人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办一份文学杂志《新生》，但因经费问题中道而废。后来便想在翻译上多有建树，以此引起国人的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凋敝，并无多少佳作可读，老朽的八股体和文言小说，不仅内容贫乏，情趣亦殊为干瘪。翻译域外小说，在周树人看来，是输进新精神的途径。他与二弟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用意颇为明显，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他们翻译了一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只有数十册（目前存世只有七本，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周氏兄弟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弱小民族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为翻译东欧文学而学习德语，这使他在知识来源上更加倾向接受欧陆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成分，而对英美自由主义感到疏离。梁实秋则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
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说“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本人学识浅薄，目前尚不了解这一说法的依据。
20世纪初的日本掀起一股尼采思潮，周树人开始接触日本视角下的尼采思想，同时赶上由西方波及日本的易卜生热，他阅读了大量易卜生戏剧，对其后来形成“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的北京儿童梁实秋却失学了，因为启蒙学校五福学堂关门了。和周树人的父亲一样，梁实秋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自然希望给子女提供正统的国学教育，于是请了一位清朝拔贡，在家里里开辟了一个书塾。后来梁实秋又进入了“当时公认最好的贵族学校”——陶氏学堂就学。这里纨绔子弟众多，个个恣肆骄纵，飞扬跋扈，梁实秋很不适应。191l 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陶氏学堂校长被杀，学堂关门。小梁同学再度失学了。
危机往往意味着转机，梁实秋上过三个旧式学堂，因为这场革命，终于无需再上第四个了，而是得到了去新学堂的学习机会,即位于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成为了高小一年级的小学生，开始接受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
这时的周树人已回国两年，就业困难、谋生不易，跌入一生中的最低谷。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逐渐熄灭了周树人心中的希望之火，最初的狂热日渐消退。就在这时，绍兴老家传来家信：家中添了朱安（母亲为周树人娶的妻子），生计日艰：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读书还没毕业，就要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其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周建人），费用不够。母亲希望周树人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途黯淡，背后又生出诸多牵绊，前后合围，留给周树人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
1909年，28岁的周树人从日本回到中国。
早几个月回国的许寿裳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周树人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周树人就有了第一份工作——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
有一次，周树人答应学生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前清时代。全校为之惊讶，他却坦然教了。他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授课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周树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还参加了驱逐校长事件。
原校长沈钧儒离任后，当局派了官僚夏震武接任。上任前一天，夏震武要求众人次日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第二天早上，夏果然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穿着袍儿、靴儿来了，他见众教师蓄着短发，又没有设孔夫子牌位，便生气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话音刚落，众人哄然而起。他看势头不对，在仆从拥护下夺门而去。接着他送来一信，信中说开除教务长许季茀，打算杀鸡儆猴，于是众教师当日集体罢教。学生们瞠目而视，震动全省。僵持半个月，当局最后派了较年轻开明的孙智敏来代校长，这一风波才告平息。
1910年9月，周树人应邀去绍兴府中学堂教生物学兼任监学。回到故乡，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后来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假辫子，“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革命总是有些用处的，对梁实秋而言，有了新式的小学可以上；对周树人而言，则不必再受“无辫之灾”，“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周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然而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成功”很值得怀疑。
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他（指光复会的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因为对两位先生的喜爱和尊敬，于是开始搜集一些资料，努力让自己更接近了解他们那个时代。写这个帖子，也只是想把手头的资料整理一下，丝毫不敢有卖弄之意。前文已经说过，本人学识浅薄，如能有饱学之士批评指正，则不甚感激。
鲁迅先生
梁秋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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