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有什么好怕的”
北京的夏日，因酷暑而略显漫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凌却觉得，时间过得还可以再慢一些。“马上就要退休了，手里还有案子没有结，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给30多年的工作画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句号。”张凌告诉记者。
从1986年初到原中央纪委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纪检组工作至今，从普通干部到案件室副主任、主任再到分管案件工作的副组长，张凌见证了驻在部门与驻部纪检监察组的历史沿革。在监督对象眼中，她是眼里不容沙子却又苦口婆心的老大姐；在同事心中，她是最熟悉驻在部门情况的“活字典”和办案专家。
“张组长在组里工作30多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如果从中挑几个月、半年来看，也许略显平凡。但就是这30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付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纪检监察干部的初心。”驻部纪检监察组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雷译这样说道。
“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有什么好怕的”
朴素的着装搭配简单的马尾辫，说话字正腔圆、从容干练，这是张凌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熟悉她的人都说，张凌性格就是这样，“一看就是当过兵的”。
张凌的父母都是军人，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受家庭影响和熏陶，张凌高中毕业后插队、参军，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入了党。
1981年，22岁的张凌脱下军装，来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5年后，调入刚刚成立的驻部纪检组，正式成为一名纪检干部。
“从部队到纪检组，很多东西一以贯之。比如，都强调对党忠诚、服从纪律、不折不扣完成任务。更何况，纪检组本身就是‘纪律部队’。”张凌说，纪检监察工作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就得拿出军人作风来。
驻部纪检监察组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王润方记得，自己参与查办的第一个案子，便是由张凌负责的某副司长受贿案。2010年夏天，张凌带着他，冒着高温、不厌其烦地跑了好几家金融机构调查取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最终从银行缴费记录中找到了突破口。
“这位副司长住在家属院，按说不用去银行单独缴电费，可在银行却有他的缴费记录。调查发现，电费是他给另一套房子缴的，然而那套房子不仅不在他名下，还跟与他经常打交道的企业有关联。这样一来，后续调查的方向就明确了。”王润方回忆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给予领导干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比将涉嫌犯罪人员移送司法机关更容易得罪人。30多年来，张凌经手处理的司局级干部不在少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认识多年的熟人，有的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一位与张凌相识多年的司局级干部，由于未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驻部纪检监察组审查，受到党纪处分。负责调查处理的，正是张凌。这位干部一度对处理结果持有不同意见，甚至见到张凌都不打招呼。好在，经过张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终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有人问张凌，查办案件这么多年，处分了这么多人，移送了这么多人，批评教育的更是数不胜数，你就不怕得罪人吗？万一有人不理解，对你冷嘲热讽或者打击报复怎么办？张凌回答说：“干纪检，就是要正风肃纪、治病救人。公道自在人心，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好怕的？”
“组织培养干部不容易，要注重日常监督和提醒”
在住建部机关，张凌是出了名的“婆婆嘴”。
“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她基本上都认识，局级干部就更熟悉了，但认识归认识、熟悉归熟悉，咬耳扯袖时一点都不含糊。平时发现什么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她会随时找你，就连食堂都成了教育提醒的场所。”住建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瑞春举例说，赶上节假日前夕，或者哪个司局长准备出差，张凌都不忘叮嘱几句。
有一次，有人反映一位司长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在住建系统安排工作。驻部纪检监察组决定由张凌带队，启动谈话函询。
“我跟张凌说，咱俩认识20多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她说那不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靠证据说话。后来她跟我讲，对你函询之后，我们又到你孩子单位进行了核实，查实你孩子笔试分挺高，但面试成绩一般，该单位负责此次招聘的领导也对相关情况做了证明，说明你确实没打招呼。”这位司长告诉记者，张凌“爱较真”不假，但出发点都是严格监督、关心爱护，大家换位思考后都能理解。
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日常监督外，张凌负责联系住建部离退休干部局以来，对离退休人员的监督也成了她工作的重要部分。
“我们局服务607位老同志，她不止一次地要他们资料，不管离退休前是司长还是普通干部，她都会要，特别是在学会、协会任职的老同志们的资料。”离退休干部局局长胡子健介绍说，平时就连该局的微信公众号和定期出的“小报”，张凌也会关注。
由于家属院附近餐馆较多，张凌偶尔会在院门口碰到个别看起来明显喝了酒的老同志，他们有的还在学会、协会任职。这时候，张凌就会走过去跟他们“拉家常”，以这种方式提醒他们，作风建设不分在职退休，决不能放松要求。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前，这些餐馆非常红火。当时住建部有人开玩笑说，过年过节，一不小心推错了包间的门，都可能看到几个认识的人。就拿我们以前查处的一个司局级干部来说，他曾经把几拨请他吃饭的人安排在一个地方，目的就是方便‘串场’。所以说，反‘四风’一刻不能松。”张凌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凌之所以对日常监督格外看重，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求，也源自她在工作中的领悟。
2012年至2013年间，张凌和同事们向司法机关移送了多起司局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在此过程中，有审查对象感叹：“如果一开始犯错的时候有人提醒一下就好了，自己也不至于走到违法犯罪的地步。”这句话，让张凌深受触动。
“党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他们自己打拼出来也不容易。过去我们很少有单纯给处分的，要么不处分，要么就直接奔着移送检察院去了。这几年，我们加大了日常监督的力度，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起，真正做到抓早抓小。”张凌坦言。
“如果重新选择，还是会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加完班，张凌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历，距离退休又近了一天。想起30多年来从未离开这个大楼，难免有些不舍。
王润方告诉记者，张凌曾有多次机会转岗到驻在部门或部属企事业单位，但她都没有去。
1987年，张凌所在的纪检组面临撤销。按规定，组里老同志回到驻在部门重新安排工作，年轻人则可以自行选择新单位。工作能力突出的张凌，很快就受到驻在部门一家效益不错的下属企业的青睐。
当时，在纪检组办公室工作的她，本打算把同事们的离职手续都办完后，再着手自己的事。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随着驻部监察机构的恢复重建，组织上提出，希望张凌留下来。
“我是军人出身，服从命令是天职。既然组织需要我，那我当然要留下来。只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30多年。”张凌笑着说。
往后的日子里，尽管驻在部门在机构改革时多次向张凌发出邀请，但她始终没有离开纪检组，就这样成了全组资历最老、年纪最大的人。
组里年轻人常说，想了解哪个干部的情况，问张组长就行了。如果连张组长也解答不了，就只能去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了。
在王瑞春、胡子健等驻在部门干部看来，张凌对纪检监察工作是真心热爱，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张凌这么多年来不争名不争利，当年与她前后脚来部里的同志，如今大都是司局级正职，有的还成了部级领导，而她无论是当主任还是副组长，工作态度始终如一。
“回顾这30多年，我做的最多的是执纪审查工作。我打心眼不希望看到有人走上违纪违法的歧途，特别是熟悉的人，但现实往往不遂人愿。好在这几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常态，大家普遍绷紧了遵纪守法这根弦，这也是让我最为欣慰的。”张凌告诉记者。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道，有没有想过，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会怎样过此一生？张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还是会选择纪检监察工作！”（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瞿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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